戏剧美学的本质研究论文
这一常识，也关乎对于戏剧本体的理解，即戏剧的本体，既不是作为境遇的一个侧面的冲突，不是作为载体的人物，而是戏剧的情境。第二个层面，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戏剧情境，其重心也并是如谭霈生先生所言的由动机而引发的，而是确定了戏剧之所以是戏剧，并且承载了戏剧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那种戏剧情境。这个层面的戏剧情境就不再是惯常理解的戏剧的诸种元素之一，而抬升成为戏剧的本体。第三个层面，戏剧中的动作要素，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戏剧情境进行传导的，戏剧对于行动的摹仿是情境限定之下的摹仿，是戏剧情境的最终表达方式。要言之，戏剧艺术是生活现实的情境投射，投射所凝结成的戏剧情境，通过戏剧动作被呈现出来，进而使得戏剧自身具备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普遍价值，并实现和完善着这种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究其根本也是所有艺术形式的普遍价值，那就是真、善、美。如同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戏剧存立的根基正是以其自身的方式，追寻着这种普遍价值，即求真、求善和求美。今天的我们，时常在刻意躲避着对于普遍价值的探讨，以之为凌空蹈虚，可是任何背离了普遍价值的艺术形式，都注定流散成技术手段的堆积。
在诸种艺术样式中，戏剧与现实之间的依存度最高，荣辱兴衰皆系于此。戏剧情境作为脐带，勾连于两者之间。设若以求真为标尺，戏剧的任务就不仅仅在于一个戏剧情境应当如何通过其内部的动作、人物、矛盾冲突等内部元素来实现，而应当归结为如何选择戏剧情境。有时候，对于现实的背离是刻意的。音乐剧《妈妈咪呀》正在国内巡回上演，这是一次音乐剧的本土化尝试。而这种“本土化尝试”又是怎样完成的呢:为了制造“中式幽默”，翻译组把一些原版台词用中国观众中的流行语表达。“哦，我的上帝”变成了“饿滴神啊”，“什么”改成了“给力”……这种语言上的改动无疑会招徕本土观众的熟悉笑声，可是《妈妈咪呀》的恋爱情境又能够与中国人当下的恋爱情境对接吗?或许，这部戏的成功正在于凭借异国情调的轻松映照中国婚恋艰危的现实，借以消解现实的苦楚而赢得了票房。可是，戏剧情境的中产阶级化所付出的代价正是忽略真实以至于忽略了中产阶级自身。而王翀和他的《哈姆雷特机器》则体现出了另外一番戏剧追求。《哈姆雷特机器》是东德戏剧家海纳米勒1977年的作品，其戏剧情境依附是反思东欧社会主义和女性地位。在王翀的这个版本中他声言要直指现实，说当下的中国依然生存在毛的时代，而舞台上的呈现却非但与毛无关，也与当下无关———“王翀版《机器》以一段金日成去世的纪录片开场，万山同悲，电闪雷鸣，镜头所到之处到处是呼天抢地的人群，分不清他们的表情是悲伤还是尴尬。纪录片的画面隐去，四位演员出现在幕布前，他们身穿戏曲演员的练功服，其中一位小平头演员抱拳向前，自报家门:我曾经是哈姆雷特，我站在岸边，对着浪花说废话，背后是废墟中的欧罗巴……他做着变形的戏曲动作，一路念白。京剧成为王翀完成《哈姆雷特机器》中国化的工具。”
这就是今天上演于中国舞台之上的后现代戏剧，纵然如林克欢所言:“确定，明晰，黑白分明，不是《哈姆雷特机器》舞台演出者所追求的。后现代主义戏剧拒绝将舞台演出视为一种具有稳定意义和连贯设计、贩卖希望的布道圣坛，非线性剧作与反文法表演，是后现代主义戏剧颠覆传统戏剧性、文学性的利器。一如王翀导演的《哈姆雷特机器》一样，他提供的是一种依赖观众的经验与心境去充实、重构的意义框架。”然而，我们自身所将要设置的戏剧情境是否可以更加进一步直接一些，不必通过后现代诘屈聱牙的包裹，不必借由海纳米勒多年前的作品声辩当下的困境?其实，无论是《妈妈咪呀》还是《哈姆雷特机器》，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困境，那就是戏剧情境如何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相联系。在戏剧中，真正本土化的情境面临着缺失的境地。也在戏剧中我们丧失了自己，于是也就丧失了戏剧。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戏剧都是现实主义戏剧，任何一种戏剧情境都首先必须指向现实的真，因为这是一切戏剧存在的根基。然而，当我们面对一部厚厚的戏剧史之时，却可能梳理出两条看似不同的线索来，一方面是戏剧艺术不断通过戏剧情境呈现、追寻、抵近着现实与人生的此岸，另一方面则是，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戏剧，却日益出离着真。
今天的普遍看法，戏剧起源于祭祀。而亚里斯多德尝言，悲剧是对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两相综合，我们是否可以断言，起码是在古希腊，悲剧是对祭祀仪式的摹仿，而悲剧与祭祀仪式的差别在于其用一段由因果律支配的人生取代了祭祀仪式的程序?此外，既然是说到摹仿，则作为摹仿的戏剧必为假，那么戏剧所追求的真又在哪里呢?俄狄浦斯的故事，其实是有着两种讲法的。一种是可以从俄狄浦斯尚未降生时讲起，绵延地纵贯了他长久坎坷的一生。如果俄狄浦斯王真实存在过，这就是关于他的历史。另一种则是自己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对一位叫做索福克勒斯的路人说，请听听我的故事!索福克勒斯回答，那请你快些，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俄狄浦斯说道:那么，就从我来到那个遭受瘟疫的城邦开始说起吧……于是，俄狄浦斯开始演出他的`戏剧。在这里，一部戏剧是如何生成的呢?首先，原本散漫的人生境遇，被因果律凝压成了戏剧情境，正如牛洪宝所言，美是人的存在性境遇的显现，而戏剧情境正是对应着人本质的存在境遇。其次，古希腊戏剧本质上依然是对祭祀仪式的摹仿，《俄狄浦斯王》亦然。只不过，形式上虽未脱尽祭祀仪式的痕迹，却在内容上渐渐渗透进人生此岸的光芒，这些许的微光，证明戏剧是属人的戏剧，它通过对自身情境的关怀，建立起戏剧的根基。
今天的我们，已然早以无缘得见《俄狄浦斯王》当年的演出景况，可是仅仅透过文本，那个对神屈从却又执着叩问自我命运的俄狄浦斯依然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原因在于戏剧情境，黑格尔所言的那个有定性的情境，包含着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也依然身处其中的的普遍存在境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戏剧艺术的发问，是透过戏剧情境，因而戏剧并非哲学。戏剧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对于人存在性境遇有定性的摹仿。人的存在性境遇体现为一切生活表象，在戏剧中，这一切的生活表象凝结成戏剧情境，表现为戏剧动作。无论就生活的表象还是生存的本质而言，戏剧情境都趋向真，而戏剧动作即便是受制于有定性的戏剧情境，却往往呈现出一种超越的特质，趋向失真。这种超越的特质以及趋向于假的态势，是在与抵近真实的戏剧情境之间的互动，真与假交融并织，生发出戏剧艺术特有的美感。那么，为什么趋向于真的戏剧情境在其表达层面的戏剧动作一面却趋向于失真或者假呢?在古希腊戏剧演出流传至今的雪泥鸿爪中，我们发现表演者身着宽大白袍，脸上覆盖着面具，足蹬高底靴，身居半圆形剧场的高处，纵声吟哦。这一切对于戏剧动作的处理，呈现戏剧情境的方式，都注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于现实生活的逼真摹仿。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通过戏剧动作在舞台上追求某种逼真即便是在戏剧的起点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原因也不可以古希腊戏剧仅仅是戏剧艺术的开端因而略显幼稚论。从戏剧情境与戏剧动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戏剧情境虽然可以呈现假，却只可能呈现一种真的假，我们可以说某一个具体的戏剧情境是在表现假，却不可能说存在着一种假的戏剧情境，因为作为人的存在境遇的摹仿的戏剧情境在本质上必然要趋向真，与此同时作为艺术的戏剧也要呈现美。或者真在某种层面上也会生成美，却不能涵盖美的全部。作为戏剧情境的表达的戏剧动作，除了逼真的再现之外，还有着体现与表现的冲动，由此开始以失真的方式，超越真，呈现假。又如苏珊朗格所言，艺术是情感的形式。进入到戏剧动作层面的戏剧在传递情感的时候，也势必强调，势必夸张，势必变形，并以此呼应着戏剧情境。
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所提出的戏剧摹仿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那一段时间里获得了短暂而又影响深远的回应，那就是自然主义戏剧的出现。以《玩偶之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戏剧文本，在戏剧舞台上通过斯坦尼所建立的表演体系将戏剧艺术逼近真实的努力推展到了极致。可是，无限逼近真实的戏剧美学追求，却又实实在在呈现出一种浓重的虚假味道。自然主义戏剧之所以不能够成立的最本质原因在于，作为艺术的戏剧不可能简化为对于生活的复写。因为这个本质的缺陷，自然主义戏剧只能求助于传统的戏剧情境构建方式，通过一段由因果律支配的看似逻辑严密的线性链条，将戏剧封闭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态势之中。而此时，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戏剧情境之外，人类对于其存在性境遇的理解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自然主义戏剧情境因为不能传达其背后的普遍性境遇之真，而呈示出一片虚假。这就是实际上在西方戏剧史中自然/现实主义戏剧作为一种戏剧流派生命短暂的原因。并不是戏剧情境背离了求真的趋向，而是当对于人的存在性境遇的体认逐渐由生活的表层进入到人的意识流动层面，在一个向度上有某一个体抬升到一种集体的境遇，而在另外一个向度上被异化为一个又一个孤独的个体的时候，决定着一种新的戏剧情境以及戏剧情境表达方式的出现———现代性进入到戏剧情境之中便形成现代性情境，后现代性进入到戏剧情境中便需要一种具有后现代性的戏剧情境与之呼应。这是怎样的一种戏剧情境，作为戏剧情境表达的戏剧动作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异呢?在呼应着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戏剧情境中，传统戏剧情境中理性的确定性因素被非理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取代。于是，就像我们在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所见到的一样，一切传统叙事中摹仿的手段都失效了，一场等待陷入到一个无因无果的迷局之中，而这种迷局又不是作为悬念被运用的，原本密布着看似严密的逻辑链条所支撑起来的生活表象反而因为逻辑链条的断裂而更加呈现出生活表象所具有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本质特征。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不能够认为在以《等待戈多》为代表的现代戏剧中是不存在戏剧情境的。我们只能作如是观:即便是在现代戏剧当中，戏剧情境也是存在着的，也依然是在摹仿着的，只不过现代戏剧情境所摹仿的是只有现代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存在境遇。而这种存在境遇以及现代戏剧情境对它的摹仿，依然指向着境遇的真。现代语境下的戏剧情境同时也是具有着定性的，只不过这种戏剧情境的定性是一种表层意义消解之后的不确定性，在时时回答着那个关于“上帝死了”的命题。此时戏剧情境中的不确定性会传导给戏剧动作，使得现代戏剧中的动作，失却了其在传统戏剧之中的明确的指向性，无从求真，也无处作假，变异成为一堆散乱的碎片。现代戏剧情境与戏剧动作之间原本紧密的联系被切断和疏离了，因为前者不再提供确切的语义指向，后者则丧失了指事的可能，戏剧终于在复归为一个空的空间之后，像格洛托夫斯基所探索的那样，隐遁进人的身体本身。
现代戏剧情境与戏剧动作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却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融合，戏剧情境若趋向真，则戏剧动作呈现假;戏剧情境若趋向假，则戏剧动作趋向真，两者于对立融合之间，呈现着人生存境遇中巨大的荒谬感。戏剧艺术中所永恒存在着的真与假，其实是联接着戏剧与戏剧外部、戏剧内部的一种辩证。正是在这种真与假的激荡冲撞之中，戏剧抵近着人不断变化着的存在境遇以及对这种存在境遇的戏剧化体验，并在真与假的变幻之中，呈现出了戏剧所具有的巨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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