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2-11-25
“妈妈，我压力好大。”苏一芬突然哭着对母亲李锦莲说。
就在前一天的5月1日早上，李锦莲发现女儿一个人自言自语，嘟嘟囔囔，像是在骂人。
次日清晨，苏一芬开始在家里挥舞拳头，抖动双腿，电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非常兴奋，但上街见人却低着头，碰到熟人也不招呼。
吃晚饭时，苏一芬说不想吃，低着头，脚又剧烈地发抖，不吭声。深夜，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5月25日，苏一芬住进了广州市脑科医院。
8月14日，年仅8岁的苏一芬被诊断患有“儿童精神分裂症”。此前，苏一芬是广州某小学二（2）班的学生，一直健康而开朗。
两件事
李锦莲当时就预感女儿的精神不正常。从4月底开始，苏一芬反复地抖脚、挥拳、咬牙，不说话。数学课郭老师也发现她有点不对劲，说她的作业做得乱七八糟，以前从来不会这样。
关于女儿的病，李锦莲反复提到两件事：
2001年11月23日，阴雨绵绵。苏一芬回家把书包一扔，气愤地冲着李锦莲说：“明明我做了作业，还说我没做，气死我了！”
李锦莲觉得老师误解了孩子，因为作业是她亲自报给一芬听写的。次日送女儿的时候，她拿着作业本向蔡老师解释，蔡是小一芬的班主任老师。
“她没怎么搭理我，我就激动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但她更凶，说‘不管你女儿成绩怎样，当老师的工资奖金照样拿’。”提起那一幕，李依然满腔愤怒。
她们的争吵没有顾及到苏一芬的感受。“当时她吓坏了，眼睛瞪得溜圆，面红耳赤，拉着妈妈要离开。”当时也在现场的一位同学事后回忆说。
“傍晚苏一芬回家时闷闷不乐，说班会课蔡老师又批评了她。孩子的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都怪班主任。”说话时李锦莲脖子上的青筋涨鼓鼓地突了出来。
事后蔡老师说她没有批评一芬，是李锦莲乱说。
但李锦莲认定这件事是女儿发病的根源，她反问笔者：“不是因为蔡老师跟一芬过不去，时常批评她，好好的会得病？”
另一件事发生在2002年4月下旬。苏一芬在和同学们玩耍时，被同学小同踢了一脚，感觉很痛。
当晚，苏一芬把被踢一事告诉了母亲。
第二天，李锦莲带着女儿到学校找数学课郭老师反映情况，后又找蔡老师要求处理此事。
围绕小同是否是故意踢苏一芬，两人产生了很大争议。蔡老师否认批评过苏一芬，只是在4月23日上午的班会课上对她说：“同学找你玩，不是故意打你，不要老是告诉妈妈。”
李锦莲认为，蔡老师的话不真实，按照女儿的说法，蔡老师花了半节课的时间批评她。“当天中午，一芬一回家就对我说：‘老师又批评我了，还说到你，叫你不要去找她，我受不了。’”
事后，广州本地一家报社笔者向苏一芬的同学求证此事，有的说有批评她，有的说没有。但后来笔者再问学生此事时，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当天下午，李锦莲和丈夫来学校解决此事时与蔡老师发生了争执。
“你做老师不能这样，小孩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据说李当时“大声地吼了起来”。
蔡老师突然转过身问跟在后面的苏一芬：“你怎么说的？”
“你别吓坏了小孩。”李锦莲冲了上来，两人怒目而视。
“你是个鸡嘴婆。”蔡老师非常气恼地说，“我人格非常高尚，你不要乱说。”
学校徐主任证实了这一幕，事发时他在场，当时还批评蔡老师不该说那句话。
在回家的路上，苏一芬铁青着脸，嘴唇发白。回到家后就坐在桌边，一声不吭。更让李锦莲心痛的细节是，要在平时，小花猫跳到一芬身上，她会抱着抚摸它，但她当时竟抓起它就往地上扔。
第二次发病
治疗一段时间后，苏一芬的病似乎好了。今年9月，为让小一芬不再受到刺激，她家里把她转到了另一所小学。
平静的日子只过了一个多月，10月16日傍晚，她的病又发作了。
当时苏一芬正跟母亲一起回家，刚说完一句话，就在大街上左右开弓地狂跑起来，路上的车辆不得不紧急刹车。
李锦莲回忆，苏一芬说的那句话是：“妈妈，我压力好大，明天上公开课，校长来听课。”
到家后，她又挥舞着拳头乱打，捶桌子，还说要捏死自己的花猫，并拼命地用拳头捶它。
“以前她总是抱着猫说：‘我爱你，宝宝。’早知这样，还不如不让她读书。”李锦莲控制不住情绪，说话快得像打机关枪，声音哽咽。
其实刚到新学校时，苏一芬似乎恢复了正常，还交了两个好朋友。她的新班主任王老师也说，小一芬很乖，举手很积极，只是比较情绪化，很敏感，对别人的评价很在意，不高兴时会流泪。
小一芬的这次发病，在之前的一堂音乐课上已露出端倪。在课堂上，音乐课李老师问了一个关于音符的问题，苏一芬不知道。
李老师说不知道苏一芬的情况，也没有批评她，只是说没关系，下次上课认真点。
可是苏一芬心情却变坏了，一回家就说：“妈妈，以后的音乐课我不去上了。”
李锦莲说，这以后每次音乐课她都不愿意上，情绪也越来越差，有点像今年5月的样子，但经劝说后还是会去学校。
苏一芬的异常举动在笔者到她家时得到证实。当笔者问她话时，她竟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咬着牙，紧捏着两只小拳头挥向笔者的脸。李锦莲抱住她，她仍挣扎着挥舞着拳头，狠狠地瞪着笔者，像是受了欺负，要报复笔者。
原因之争
11月5日上午，笔者再次来到苏一芬早先求学的学校时，学校正在举行运动会。
现在已经是三年级2班的学生依旧玩得开心，看起来并未受同学苏一芬患病的影响。让笔者惊讶的是他们的警惕性，只要笔者问到蔡老师或苏一芬的事他们都避而不答。笔者逮住两个正在打闹的学生，装作老师的样子问：“这样不怕老师班会课批评吗？”他们点点头。“班会课上班主任会批评人吗？”笔者又问。“有时会有时不会。”旁边的一个女孩说。
矛盾的是，蔡老师说她在班会课上从不批评学生，总是表扬。
一个学生告诉笔者，学校的班会课都一样，就是对一周的纪律进行回顾，主要是批评和表扬学生；不过现在公开课很少，但一上公开课同学们就很紧张，怕回答错了挨批。
现在，小一芬已无法正常上学，她每天只能呆在家中，每周到广州医学院接受一次心理疏导。
这份责任该由谁承担？“学校和老师要负责。”苏一芬的父亲苏志强说。他和妻子李锦莲坚持认为女儿的病跟学校和蔡老师有关。
蔡老师看上去有点疲惫，“15年的书就这么教过来，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感觉压力很大。”蔡很委屈地说。
据小同的母亲卢女士回忆，蔡老师还是很关心苏一芬的。在卢女士为孩子的事登门向李锦莲道歉时，蔡老师也去了苏一芬的家，接她上学。
针对李锦莲的指责，蔡老师感觉不公平，她说：“老师批评学生很正常，哪有老师不批评学生的？苏一芬在班上很文静，对老师很礼貌，我为什么要针对她呢？”
该校的钟校长否认苏一芬的病跟老师和学校有关，“父母当着孩子的面与老师争吵，对孩子的心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曾目睹李锦莲和蔡老师吵架的该校徐主任说，当时两人都很激动，都“受了委屈似的互相骂”。徐认为：老师批评学生在所难免，只是方法问题，要改变的是教学方法。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受不了一点点委屈，受挫能力这么差？
争论使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苏一芬两次说“我压力好大”，分别是在班会课后和公开课前。令人困惑的是，没有人把这联系起来，更别说采取相应措施为苏一芬减压。
广州市脑科医院的郑宏波医生说，这么小的人患这种病真的很少见，而且很难治愈。
在采访中，笔者试图找出责任者，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人承担责任。
广州市脑科医院赵振环院长说，从学理上看，精神分裂症肯定有病因。笔者还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申荷永，他认为，很难就此认为苏一芬的病与老师之间有直接联系，但现行的教育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离开学校的日子
见苏一芬不容易，她父亲说她讨厌见陌生人。开始笔者想以远方叔叔的身份见她，后来苏志强建议以卖保险的身份出现，并要求笔者不要提学习的事，“她疑心很重”。
苏一芬的家在江南大道的一栋旧楼里，小小的客厅满是东西，很乱。
进门时，她正在看电视，理也没理笔者，但跟母亲说话时，扭着腰，勾着母亲的脖子，一脸灿烂的笑容，与同龄人没什么两样，天真的样子令人无法把她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联系起来。
看到笔者坐下来，她瞪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转过身问父亲这人是谁。苏志强说是卖保险的，她不信，拿起笔者放在凳上的包就要翻看，李锦莲赶紧连哄带骗地把包抢了过来。
笔者跟她搭讪：“喜欢看什么电视？”“《情深深雨蒙蒙》。”她头也没抬。“不喜欢卡通片吗？”“不喜欢。”“今天放假了，不用上学吗？”笔者佯装不知她的情况问道。
她没吭声，似乎有意见。待笔者再问时，她挥舞起拳头警告。患病之后，小一芬已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生活开始单调起来，生活圈愈来愈小。不去学校，不和同学玩，也不去别的地方，不在外面吃饭，出去后在楼下走一圈就回家，不愿见人，不愿跟别人说话，只有在病情稳定时才会下楼和小朋友聊天……
这家人的生活也变了。李锦莲失去一个正常母亲的生活，她没有上班，每天只能在家陪着孩子。苏志强除了上班外，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把女儿的病治好，怎么筹借医疗费。
不幸不仅是生活上的，一家人的精神也备受煎熬。李锦莲现在最担心的是：要是病治不好，“女儿都嫁不出去了”，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这对她来说，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笔者要出门时，苏一芬做了一个厌恶的鬼脸，抬起脚像是要踹人。这个动作和进门时的笑容，交替浮现在记者的脑海中，美好与不幸竟然那么近。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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