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两点，在北京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巡逻的保安突然发现有人坐在高中宿舍楼四层的走廊窗台上。那是该校高三的一名男生。值班老师来了，校领导来了，学生父母也被找来了……孩子终于被劝说下来，但他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也不与任何人做目光接触。
这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初中女生，成绩一般，平时在班里不显山不露水，也从不给老师添麻烦。但突然有一阵，老师频频接到同学对她的投诉：她悄悄地把同桌的课本扔进垃圾桶，还撕毁了那个同学的作业……这孩子怎么了？
这两个孩子都病了，患的是心理疾病。男生被诊断为抑郁症，他的自杀冲动并不完全是考试压力造成的；女生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她在幻觉中认定，同桌的同学在传播对她不利的谣言，因而做出报复举动。
目前，有调查显示，青少年心理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这既与独生子女的特殊生存环境有关，也与父母的期望值过高、学校应试压力过大有关。在这个背景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日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北京市教委今年发出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校都配备心理教师，海淀区甚至要求各中学都应开设心理咨询室。而这些措施的实施，都离不开一个新兴的特殊教师群体--心理教师。
让我们走进学校，走进心理咨询室，去了解心理教师的工作，看看心理教育工作在学校中的作用，也听听这些教师的希望和苦恼。
心理教师“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４个字，是北京育英学校校长对心理教师王常春的评价。她曾经在学生中准确地诊断出一例抑郁症和一例精神分裂症。任课老师和班主任只是觉得学生很“怪”，而受过专业培训的王常春老师通过与学生的接触，觉察到这不只是性格“怪”的问题，已经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她立即向校领导反映，并反复做学生父母的工作，说服他们带孩子去医院就诊。由于发现及时，学校和老师得以避免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责任，患病的学生也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样的事例我在采访中听到不少。
去年“非典”期间，北京八一中学的吴老师因患“非典”去世了。年过半百的吴老师是一位负责任、爱学生的班主任，在临住院的前一天，还在和班上的学生联系，查问他们的体温记录。
得知这一噩耗之后，学校的心理教师张丽丽就忙开了。她知道学生们需要一个公开的渠道来说出他们的感受，需要学会如何处理面对丧失时的复杂感情。于是，在“非典”后复课的第一天，这个班没有像其他班一样立即开始正常的教学，而是由心理老师和新班主任一起，为学生们主持了一个特殊的班会活动。
在这个班会上，学生们首先分成小组，在心理老师的指导下，与同伴分享自己在得知吴老师去世时的感受。这也许是孩子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正式地去面对自己的情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但很快地，就有人可以比较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了。一个平日爱惹事的孩子将吴老师生病前后的所有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天，他做了什么，吴老师境况如何，毫无遗漏。一个少言寡语的男生说，他直到那一天才真正相信老师去世的事实。他说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吴老师生前最“疼”他，发本子常多给他一个，而今这份爱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女孩说：我希望吴老师哪怕能够回来一天，让我们有机会报答她。还有一些孩子表现出了气愤：为什么会是吴老师，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吗，为什么老天不长眼……
分享完各自的感受，心理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人们面对死亡时可能会有的各种情绪和反应，告诉他们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但如果相关的情绪持续时间太长，并影响了正常生活，就需要和心理老师谈谈了。
在共同回忆与吴老师一起度过的时光之后，心理老师带领学生们面对吴老师的遗像，举行了特殊的告别仪式。新老师这时也加入集体，含泪表示将尽自己的责任，和学生们一起继续前行，不辜负吴老师的期望。
这次团体辅导不仅帮助学生们宣泄了悲伤情绪，也有助于新班主任开展工作。当天下午，新任班主任就反馈说，孩子们和她很亲，一群女孩子甚至围着老师追问她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这个成功的辅导案例不仅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还作为论文在中国心理学协会咨询与临床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宣读。
北京清华附中一位女生的父母，去年也因“非典”去世了。该校心理教育中心主任陈纪英老师不仅立即主动承担起对她进行心理辅导的任务，陪伴该女生度过丧亲后最痛苦的日子，而且这一年来一直关心着她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态。记者去该校采访时，正值清明节前，陈老师又在惦记着这个失去了双亲的女孩：“她的痛苦没有人能替她承受，但我会告诉她，只要有需要，我就会在这里等她。”
心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容易彰显出来，但在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心理教师也在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只不过不那么引人瞩目。
在北京育英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茶几下摆放着一套茶艺用具。王常春老师告诉我，她有时会以“品茶”的方式，邀请一些年级组的老师们来座谈、交流，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如何在教育过程中运用倾听的技巧等问题，并一同讨论学生的个案。她说：“老师们保持健康的心理，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础。让老师们在合作、团结的集体中工作，每个人的心理压力就会减小，精神就能愉快，师源性的学生心理问题也会随之减少。”
“孤独”的心理教师
许多人都知道，心理工作是为他人排解忧愁的，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心理教师也有自己的烦恼。
我在采访中发现，心理教师大多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学生，谈起工作来眉飞色舞，对工作待遇、报酬上的不如意之处，往往不太计较，而对于那些影响业务水平的提高、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问题，他们最为关注。
与其他学科相比，心理教育有其特殊性。比如一所学校可能只有一位心理教师，其他学科的教师们可以在一起备课、讨论问题，心理教师在校内却是“孤家寡人”，只能到校外去找同行研讨。其他学科每学期都有一定的教学进度，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心理课却没有既定的目标和标准，教什么，怎么教，都由心理教师自己掌握，不仅工作量大，有时候教师自己心里也没谱。其他学科的教师在工作上可以相互支持，又有领导指导，而不从事这一专业的人，却很难对心理教学进行具体的指导……
在北京市海淀区采访时，不只一位心理教师用“孤独”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他们迫切地需要与同行交流的机会，需要系统化、有规律的业务培训和指导，也需要有人对他们的工作成果予以承认。
Ａ老师，毕业于某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她告诉我，她最大的苦恼是几乎没有进修、培训的机会。她说：“看见其他学科的老师定期去教师进修学院上课，我从心底里羡慕。虽然我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但在大学里学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不知道别的学校心理课怎么上，不知道我遇到的学生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也很想知道其他的心理教师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目前我既没有和同行进行横向交流的机会，也没有师徒传承的纵向学习机会，完全靠自己摸索，有时真的感觉心里没底。”
Ｂ老师所在学校也只有她这一位心理教师，她一个人教初一和高一的心理课。“除了区里统一的性健康教材，就没有其他课本或教辅材料了，上课全靠自己准备教材、幻灯片。别的老师还可以互相听课取经，我只能孤军奋战。”
Ｃ老师除了上课还兼做咨询，感觉困难更多：“就算同样是人际关系问题，不同学生的表现方式、原因都不一样，辅导方法也要因人而异，有时我自己真拿不准。再说学生们来找你，都是诉说烦恼，我们等于是负面情绪的‘垃圾桶’，日积月累的，自己心情也可能受影响，可我们往哪儿倒这些‘垃圾’去？”
Ｄ老师的烦恼则来源于其他教师的不理解。“心理课没有应试任务，在年级里也不受重视，课时经常被其他课占用。学校的一些杂事也交给心理教师做，因为领导和一些老师都觉得心理教师很清闲：你不就是和学生聊聊天吗？我很难让他们明白一个咨询个案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咨询的保密原则又不允许我把个案情况公开。”
为了解决缺乏同行交流、沟通的问题，不少心理教师自发地成立互助小组。有的小组是由年龄相近、相互信任的几位老师组成，有的是相邻几所学校的几位老师就近结伴而成。他们约定时间一起备课，互相听课、评课，一同分析咨询个案，甚至相互督导，提供心理支持。
此外，身份、职称和收入也是影响心理教师的工作热情，甚至造成不少心理教师流失的原因。
身份的不明不白令大多数心理教师感觉尴尬。在北京市海淀区，我采访了近１０所学校的１０多位从事心理教育的老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名正言顺的“心理教师”。他们有的是“政治教师”，有的是“德育教师”，还有的教师资格证上科目一栏里填写的是“其他”二字。“如果将来我去别的学校应聘，人家看了这两个字，问‘你到底教什么’，我该怎么回答？”
这种不确定的身份令老师们为自己的未来担心，采访中有的心理教师坦白地说：“我是有热心，没信心，目前就处于等待状态。”“我喜欢这个工作，孩子们也需要我，但我没办法全身心地钻研业务。因为身份不明，行政从属关系不独立，我教着心理课，还要兼顾其他事务性工作，像搞个调研、写个报告之类，想自己学点东西的时间都没有。”
在晋升中高级教师职称时，心理教育的特殊性也令心理教师遭遇瓶颈。教师晋级要考查担任班主任的年限，但心理教师由于职业的特殊性，通常不担任班主任工作，这一条便无法达标。北京西城区教委就为此制定了特殊政策，规定在为心理教师评定工作量时，承担心理咨询工作的，视同担任半个班主任或年级组长的工作量。在海淀区的北京清华附中和北京育英学校，也有相应的政策，以保证心理教师付出的劳动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认可，但许多学校的心理教师却没有这份幸运。
在个人经济收入上，由于心理教师的课时较少，以课时计算的收入就比同级教师少一大块。以北京海淀区为例，因为多数心理教师所做的咨询工作不计入工作量，致使他们每月的经济收入比同级教师少一二百元。有的学校在计算课时费时，对心理课区别对待，心理教师上一个课时的收入，比其他学科的同级教师要少一半。有的学校则干脆把心理教师划归为“职员”，拿行政平均工资，令心理教师更加感觉自己“不伦不类”。这种待遇难免会影响心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导致心理教师队伍不稳。
他们为学校“守大门”
走访了多所学校后，我发现心理教师们反映的一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校领导对心理教育重视与否。在北京清华附中，我专门就心理教育在学校教学中所起的作用，采访了赵庆刚校长。
“第一，它是保证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基础；第二，它是学校育人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庆刚校长解释道，没有心理教师，短期来看，学校的工作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和损失，但其后果可能在一段时期后显现出来，影响可能也非常大。因为学生的成长经历、个性差别很大，有个别学生可能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心理老师的特殊辅导。否则一旦发生恶性事件，不仅学生和学生家庭痛苦，学校也承受不了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教师是在为学校“守大门”。
“另外，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都不能忽视，心理素质就是非智力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心理教师的工作不仅要关注个别特殊学生，更要面对全体学生，提高他们的抗挫折能力，既要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又要教他们保持平和的心态。心理素质的培养对学生的一生都有益，而培养人格健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学校的育人目标，所以心理教育是实现育人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工作都要靠平时一点一滴地积累，到了中考、高考这些关键时刻，学生才能有好的心理状态，而且非智力因素此时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
赵庆刚校长认为，一个校长当得好与不好，要看他有没有超前意识，能不能把握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趋势。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和缺乏与他人交往、合作的机会，加上父母过高的期望、社会竞争的压力，造成了这一代学生的特殊心理；而解决心理问题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也是一项专门的工作，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去做。基于这些认识，清华附中在８０年代就开展了面向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在１９９８年设立了心理教育中心，开设了心理咨询专线，目前有两位专职心理教师任教，而且所有班主任都要接受心理知识培训，学校为每一个学生都建立了心理档案。心理教师除了为学生上心理健康课，接受个别咨询，还开办了丰富多彩的团体辅导活动，开设心理选修课，并对教师进行心理培训。
在北京清华附中，两位心理教师各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兼咨询室，心理教育中心主任陈纪英老师说，学校领导很支持心理教育工作，教师、学生家长对心理工作的需求也是迫切的，加上学生对心理活动的积极参与，甚至一些升入大学的学生有问题还回来咨询。这说明心理教师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让她非常欣慰。她对工作条件和学校重视程度的满意率达９５％。另一位心理教师陈明秋老师告诉记者，当她在校园里遇到学生问好时，能从他们的眼神、表情和声调中，感觉到孩子们对心理老师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她在工作中得到的最大鼓舞。
呼唤常规化管理
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涉及学生心理问题的恶性案件发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界及教育主管部门关于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呼吁。但在采访中，我发现心理教师们对这些关注却颇为冷淡。多数教师对这种“一阵风”式的重视都不以为然，他们说：“希望心理教育能列入政府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计划。我们需要的是细水长流式的常规性指导，像其他学科教师一样有长期的培训、进修规划，而不要前一阵轰轰烈烈，后一阵偃旗息鼓。”
韩烁，一位年逾７０的退休教师，北京市教育心理学研究会海淀分会常务副会长，近２０年来一直致力于心理教育工作的研究。他曾历任教师、校长，又多年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为心理教师的培训倾注了大量心血。该区目前的骨干心理教师，多数曾在他组织的培训活动中受益。１９９１年退休后，韩老师依然在为心理教育四处奔走。
在采访中，韩老师对一些学校的心理教育现状表示担忧。他说：“现在有些地方一提心理教育，好像就是指青春期性教育，其实这只是心理教育的一个方面，青少年的性格塑造、人格培养都包括在心理教育中。但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认识狭隘，一个是只重教，不重学，忽视了对心理教师的长期培养。只重视轰动效应，缺乏长远规划。”
采访了多位心理教师后，我发现责任心强、学习热情高是这个特殊教师群体的共同特征。尽管他们也会诉说工作条件不好、待遇不公等困难，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视为“重中之重”。在教育主管部门缺乏有效管理的地区，心理教师一年都难得有一次培训机会，但多数教师并不因此而放松自己的业务学习，许多老师每年都要自费参加心理培训，甚至自费学习并通过了中国心理咨询师的考核，获得了国家承认的资格证书。有的老师每年要投入上千元用于购买专业书籍，以便吸收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长期处于这种“自修”“自发”状态，无疑将影响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这也是老师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一位多年从事心理教育的教师对记者说：“虽然我做这个工作有很长时间了，在同行中算是有相当经验的，但社会在变化，孩子的心理也在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也急需更新，要与时俱进。比如现在心理治疗中常用的家庭治疗方法，把孩子的问题看成是整个家庭系统中的问题，需要学生父母和老师一起配合对孩子进行帮助，这对治疗青少年心理问题非常有效。参加一次这样的培训就要花几百元，钱我可以自己出，但要占用工作时间就可能得不到批准，这让我非常遗憾。”
北京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心理教研室主任吴国印在接受采访时说，该区在１９９２年就设置了心理教研室，对心理教师的业务管理、进修培训和职称评定都有明确规划。目前该区每一所中小学都有专职或兼职的心理教师，相当数量的教师具有心理学专业的学士甚至硕士学位。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该区的心理教师不仅进修、晋级有保证，公开课、评优课、两年一次的先进评选等也一样不少。由于措施到位，心理教师普遍安心工作，队伍稳定，近五六年来只有调进，没有调出的。
面对不容忽视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面对在这一新兴岗位默默耕耘的特殊教师群体，我们只能希望有更多的心理教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期待心理教育得到真正的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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