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齐鲁晚报》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
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梁启超之女梁思宁的曲折人生
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讲：“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
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梁启超的女儿就
是指本文主人公──梁思宁。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
儿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有些不相信。近日，
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名人之后──梁思宁女士。
推开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
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
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
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梁思宁女士生于1916年，今年已经84岁了。虽然比起同龄人来，步履还
比较轻捷，但听力、记忆力都有些衰退。她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父亲
去世时，她才只有13岁。
与众不同的家世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大太太李蕙仙，二太太王桂荃。思顺、思成、
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
生。李夫人出身名门贵族，善诗书词章。王夫人出身贫苦，少时没有机
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
亡命日本，后来，妻儿也来到日本。王夫人在这里很快学会一口流利的
东京话，并开阔了眼界，接受了现代西方新思潮。后来又学会了读书看
报，写些简单的信。她既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支撑着整个大家庭的生
活，又非常理解、支持梁启超的事业。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把几个孩
子托付给王桂荃。王桂荃精心抚育他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也都非常孝顺
她，认为她是“梁家极重要的人物”。
在老人缓缓叙述那些陈年往事时，我仔细端详她，面部轮廓线条分明，
眼睛深邃，既有母亲端庄大方的遗风，又凝聚着父亲洞察一切的神韵。
别无选择的选择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唯有梁
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
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
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
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
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
以后，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社会
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
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
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那所房子里
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
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
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
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
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
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冒出呛人的浓烟，疼痛揪心！眼
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
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
个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
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弟
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
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
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学生运
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领袖。
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
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
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
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
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
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我问康大姐：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
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
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
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4月6日，
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
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鄞县、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
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条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
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
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
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
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
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
三人挥泪而别。
新四军是一所大学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七天。她们
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
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
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分配到
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
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
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
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她们便迅速深入到
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
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
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
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
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
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
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
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
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
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坎坷曲折的人生路
战火中梁思宁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1941年，她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她的父亲梁启超代表着19世纪末中国最先进的知识
分子，那么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她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坚定地跟
着中国共产党，同父辈一样，也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最
革命最先进的力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父亲梁启超始终是
她命运中的阴影。
随着部队转战，后来梁思宁来到山东解放区。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
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同志相识结合。1948年，丈夫发现了三个
叛徒，要向组织汇报，可是他们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说章梁夫妇是
叛徒，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罪名竟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
开除党籍，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
丈夫章柯曾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学生领袖，是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老革命。他深知自己的爱人对党绝无二心，于是一再替爱人申诉，“文
革”中被造反派诬为“翻案老手”，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
1948年至1983年，32岁到67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最能干事业的年
龄，就这样荒废了。但梁思宁并没有消沉，她一边努力做好分给自己的
那份工作，一边尽力照顾好五个子女，不让章老分心。同时，她以极大
的意志力量，抵御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她挨过
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35个寒暑春秋，在自己年近古稀之时，终于
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说到这里，坚强的老人声音哽咽了。即使屡遭
磨难，历尽坎坷，老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也始终无怨无悔！
最后，老人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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