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者”即司马迁？
作者：王宗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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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世家》（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三册）中讲贫农陈涉、吴广和其他贫农900人被拉夫当差，遇大雨毁路，不得已在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驻扎，已是误了去渔阳戍守的日期。依当时法令，失期当斩，并不因今人所讲“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所通融。这实际上已宣判这900人的死刑。
陈涉、吴广虽是这个队伍之中的小头目，却不甘于命运如此捉弄，面对此种境遇，不心存侥幸，遂密谋造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泽乡起义”很是突然的一下子落在这两人肩上。故事的叙述者--司马迁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显突兀，他在这篇《陈涉世家》的一开头就说陈涉少有大志，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为打工仔时的陈胜的经典语录。接下来他写到陈涉对吴广分析时下形势：“天下苦秦久矣”是说天下大势的归向，“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时已被二世胡亥矫杀）”暗示了朝野对执政的二世的不满，“项燕为楚将”而“楚人怜之”则是煽动受秦人迫害最重的楚人的复国愿望。这样看来，当时秦国自朝而野已是危机四伏，人心思动，而此时起义更好像天赐机缘，一触即发，“一夫作难而七庙毁”。其实不然，要知道所有上述动作仅是两人密谋，造反--这对任何时代的任何置身其中的人来讲都应该是一个紧张到窒息的话题--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于是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原文如下：
……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
“行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算一卦，“卜者知其指意”所言的“指意”即是陈吴二人密谋欲造反之事，他先是肯定陈、吴所询之事“皆成”，又特意指点二人“卜之鬼”（“卜之鬼”意下文将做论述），陈、吴得到这位高人的鼓舞尤其是指点，于是想出用“鱼腹藏书”和“篝火狐鸣”的手段谋取民意：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其结果是陈胜一夜之间人气指数暴涨，“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大泽乡起义遂轰轰烈烈展开。不过相信读者读到此处大多会稍感突兀：卜者何以“知其指意”？
恰当的解释是：卜者自有的职业敏感。我们知道，我国先秦文化历经三个阶段，巫卜文化、史官文化和士人文化。巫卜文化发端于殷商，时君王迷信，举凡出猎、征战、风雨、年成、祭祀、婚丧、疾灾等事都要欲先占卜，于是产生专门从事占卜事务的人，还设有官员专管此事。《史记陈涉世家》里恰有此例：“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视日”，就是占卜日子吉凶的官。卜巫在先秦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往由智者、长者担任，他们是当时少数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人，同时有机会涉足政治领域，因此，作为卜者，他能察颜观色、审时度势，对陈胜吴广的问询一语点醒。
可是这个解释也要有以下前提：1.卜者之可遇；2.卜者的水平。从上文我们知道，彼时卜者乃由少数有文化、受训练的智者贤者来担当，如周文者，所以卜者能在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大泽乡，以及遇雨失期的紧要关头适时出现，从空间、时间两方面看都更像一篇传奇小说中的情节，而非历史本相。再者从卜者的指点“然足下卜之鬼乎？”可以看出此卜者也应是业内的资深人士。“卜之鬼”，即后来所谓的“符命”，是殷商以来上层统治者以宗教和自然神秘崇拜谋取民意的秘密手段。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用过，但统治者上层用于自神其事的秘密手段被这位横空出世的卜者用来为“甿隶之人”支招多少有些不可解。
而且，即使确有卜者其事，一个濠梁观鱼式的问题是：司马迁又何以知“卜者知其指意”？我们知道，大泽乡的事情发生于公元前209年，而司马迁接替其父做太史令时已是公元前108年，其写作《史记》更是在做太史令的四年后前104年（太始元年），距那段历史已有百年之遥，“历史正在上演，而我不在现场”正是史学家们同恨的事。况“行卜”之事应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后也不可能被当事人所泄露--为造反而“行卜”，又按卜者之指点用符命方式诈取民意非同小可，不是儿戏，故尔此事既不可能被口耳流传，也不可能为别的文献记载，史学家藉以探得历史真相的两条通道都被堵塞，那么，司马迁笔下这位横空出世又有声有形的卜者何来？只有一个可能--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乃是他的自创！
还原历史本相，应是史学家的基本任务，而湮灭于历史深处的真相委实太多，为连缀而补遗，发挥想象，使自己笔下的历史更合于历史发展的逻辑，并补齐考证的阙如，也应成为史家的必修课。想必司马迁在记下陈、吴之事前是颇费了些思量的，彼时“鱼腹藏书”和“篝火狐鸣”这等被当时士卒们视为神示而传之后世的事，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当一眼即看透其非神事而实人为。他一方面不愿以讹传讹，神化其传主（在这方面司马迁是有着朴素的唯物思想的）。一方面对陈涉是否掌握了原存于巫史手中的“符命”这一手段又深有怀疑，因为要知道陈涉出身下层，乃“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即使有起事的豪情，未必有起事的机智，若认为“卜之鬼”的事全由陈涉谋断，非但史学家不愿承认，今之读者也未必相信。二者权衡，司马迁终于走了第三条道路：舍史家路数，取文学笔法，自创一个“卜者”形象出来，以解决历史留给自己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卜者”即司马迁自己。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按此话并非胡适所说，其出处难查考，姑妄引之）。时间的线性把过往之人与事通通封存进了历史无边的黑洞，历史的真相何由探察？我们现在所言的历史不过是书史者对历史的种种解释，是各种史籍层层叠加给我们的印象，是历史的文本而非历史的本体，是历史的镜像而非历史的原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或说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书史者的性情、思想在不经意的改变着历史的面貌。一个创造能力特别发达的人，如司马迁者，怎会让他的历史耽于“宏大叙事”的空阔与呆板而缺少细节的润泽与鲜活？所以他的史笔所涉给我们挟来更多的却是文学的幽婉与酣畅。比如在这一段《陈涉世家》中他津津乐道的不是起义后的攻城掠地--尽管那是更易考证到历史细节的一段，他不！他娓娓而谈的是他自己的想象，是考证起来多半是子虚乌有没影儿的却合于历史发展逻辑的细节。他揣度着陈涉“辍耕陇上”的步态，体味着陈涉无人喝彩时“太息”的神情，关注着陈吴私下密谋时的紧张，在疑点突现又考证缺如的两难之际，他化自己的“史官”角色为自己书中的“巫卜”形象，不自觉的闯入了自己手书的历史，去指点困境中的勇士。这不是随意的点染，无端的“戏说”，他的演绎煞有介事，读来却觉历史的元气更为淋漓。当“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海登怀特著《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时，我们会发现这样诗意化处理了的历史文本对今天书史方法的重大启示--“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其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同上）换句话说，当历史学家们不惮于创造文学形象去弥补历史形象的干涩和不足时，历史也许才能够从被误认为是科学的境地中回归它的本来面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无韵之离骚”，使得《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文学就这样决定了历史的风貌，现代的历史学观念就这样暗中支持了司马迁的创造。
从古代史诗品格的书史方式到近代理性的科学的历史观念再到现代史学对诗化处理原则的重新把握，远兜远转，“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说，历史跟历史学开了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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