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人物》杂志 （文/王素蓉）
好友刘涟告诉我：她的四外公--冯至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十年？我好像刚刚还见到永远挂着可亲可敬笑容的冯至先生。他穿着整洁随意的布衫，拄着磨得发亮的拐杖，宽边大眼镜后面的慈眉善目盈满笑意，那总有些不太归顺的白发直傲傲地立着。我每次下班回家穿过街心花园时，总会遇到在那儿缓缓地散步的冯至先生，他笑吟吟地一声“小蓉回来了！”使我即刻产生一种驶入静静港湾之感。回一声：“冯伯伯好！”大概是我能表达崇敬之意的最佳方法了。
冯至先生的名字，从我懂事的那天就知道了。那时的冯至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我父亲王平凡为副所长，协助冯至先生工作。在家中父亲经常提到冯至先生，是那种充满敬意的、钦佩的感觉。在我模糊的印象中，我还没有步入学堂时，父亲曾带着我们兄妹几人去冯至先生家。60年代，冯至先生家在北京大学的燕东园。那时只知道玩的我，对冯至先生并没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大人们没完没了地商量事，我和哥哥姐姐们则在一幢幢灰色的教授小楼外捉打嬉闹。
真正对冯至先生有印象，是70年代我们一家从干校回到北京。下干校前，建外社科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宿舍七号楼我家的住房，因是“全锅端”--都下了干校，而交还了院部，回京后重新分住在了十号楼，原来的住房恰恰分给了大概也因下干校退了房的冯至先生。开始我并不知道，只是很留恋伴随我童年成长的地方。当时的家，左边相邻的是评论家朱寨先生家，右边一墙之隔的是美学家蔡仪先生家，几家的孩子一起在疯玩打闹中成长着，那时多么快乐！后来纷纷下放干校，大家也就各奔了东西。再归旧地，每次经过心中总会涌动丝丝惆怅，印象中蔡仪先生家那高大的葡萄架、老李嫂、小豆豆；朱寨先生家的老奶奶--那个总挪动着小脚够在阳台边叫着“小蓉”、“小蓉”，永远展现着慈祥笑容的奶奶，总让我心中酸楚不已。所以，经常有意无意地就绕到了七号楼。
终于有一天，父亲让我去冯至先生家，记不清是送东西还是取东西，我这才知道是冯至伯伯搬到了这里。在我记忆里，大大的门厅--那曾是我们一家吃饭的地方，在那里冯至伯伯家竟摆放了一张单人床，其他房间绕墙布满了书柜，从北大教授楼搬到此，书山书海使得这里的屋子显得那么的狭小--真难为冯至伯伯一家了。坐在书堆中的冯伯伯始终微笑着，可能是我东张西望的缘故，冯伯伯问道，“还认得这儿吗？这原是你们家呀。”我不好意思了……
以后，冯至先生的住房又调整到了八号楼，与吕叔湘老先生为邻。虽然远远比不了北大教授楼，但也算又宽松了些。
70年代，我和哥哥曾痴迷于手风琴。那时购买手风琴需一大早去排号，而且一次发不了几个号，也许没有诚意，几次欲购没成。当时，听说冯至伯伯家有一闲置的手风琴（是否真闲置？），好像是其女儿小时候用的。是最小的那种，只有28贝司，于是提出借来玩玩，冯至伯伯笑眯眯地答应了。我们兄妹从此拉开了架势，买了若干种手风琴练习谱，一用就是好几个月。哥哥练到什么程度我已不记得了，我好像练来练去，最后只以磕磕绊绊地拉出《八月桂花遍地开》、《地道战》而告结束。后来又反复向冯至伯伯借还着手风琴，冯至伯伯一如继往地借给我们，从没有一个“不”字。我们想也没想过冯伯伯的孙女、孙子们是否要用，我们在一事无成中没有任何知觉。
冯至先生与夫人在维也纳
哥哥后来又考入什么德语班学习，一学就是几年，几年中最缺乏的是听力练习，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冯至先生。冯伯伯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珍藏的德语唱盘借给了哥哥，使得哥哥的听力水平大有长进。然而，一次无意中唱盘被碰坏了，哥哥这回真是有些怕了，他知道这是冯伯伯从遥远的德国带回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怎么向冯伯伯交待呀？然而，冯至伯伯又一次宽容地安慰着哥哥。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冯至伯伯见到我们兄妹，仍是那么慈爱地微笑着，无尽的宽容让我们更加惭愧……
记得冯至先生的夫人姚可崑先生说过：“我们二人都是平凡的人，没有从事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致命性的打击。换句话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然而，就是这个“平凡”之人，先后被聘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外籍院士（198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麦茵茨科学院文学院院士（1981年）及奥地利通讯院士（198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学院授予冯至先生“1983年度歌德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教部授予他“1985年度格林兄弟文学奖”。1987年冯至先生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交流协会文学艺术奖。1987年6月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魏茨泽克亲切会见了冯至先生。同年12月1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韩培德代表魏茨泽克将一枚“大十字勋章”授予冯至先生。这是我国文化界人士首次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198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达姆斯塔德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予冯至先生该年度的“弗里德里希--宫多尔夫外国日耳曼学奖”。一个诗人、翻译家、教育家和学者在同一语种连续五次获奖，并被多国国家科学院聘为院士，这不仅在我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但是，冯至先生的确一直真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家时，父亲常向我们叨念着冯至伯伯的桩桩小事，如1990年时，他们要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化百科全书》，当编委会提出社会科学院顾问人选时，首先想到了冯至、汝信等人。在父亲向冯至先生征求意见时，冯至先生却回答道：“平凡同志，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我当顾问不合适，我的知识面也没有那么广，我这个人自己觉得自己知识不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我觉得很惭愧。” 当《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全书》编委会请冯至先生选编自己的著作时，他告诉编委会：“我不是学者，我没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
冯至先生谦和地、始终如一地平等对待着每个人，这在外国文学所是大家公认的。他不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职称、头衔，只让称呼他“冯至”或“冯至同志”。
此外，我还听说冯至先生自己出资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购置了许多珍贵的德文书籍，供国内德国文学工作者阅读。其中《歌德全集》共140卷，花费近140万马克，为国内有志于研究歌德的学者提供了一部最完美的版本。
一次，一位记者采访冯至先生，记者提出想看看冯至先生荣获的那些奖章，冯至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总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丝毫不值得炫耀。重要的是不断有自己的东西。”荣誉，对于冯至先生来说，只是过眼烟云。
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就化成了你的静默。
……煼胫粒骸妒四行集》
冯至先生病重期间，父亲正赶写一篇纪念唐弢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为开拓发展鲁迅研究事业鞠躬尽瘁》，文中涉及对鲁迅与尼采思想关系的评价问题，为此父亲向冯至先生请教。当时，父亲只知道冯至先生对尼采学术思想熟悉并写过文章，却并不了解他已经病得很重。头一天下午父亲将稿子送给冯至先生，第二天一早冯至先生就给父亲打来电话：“我不能到你家去，请你来一下。稿子我看过了，来谈谈稿子问题。我现在不能帮你改了，给你提提意见。”实际上稿子上已经改过了。当时父亲以为冯至先生住院治疗就会好转，没想到这时无情的癌症已深深侵入先生的肌体，使他极度虚弱，夜不能寐，饮食难进。冯至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给父亲的文章提了修改意见。不久，冯至先生再一次住进了协和医院，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到我们身边来。父亲沉痛地告诉我，每每想到这件事总是深感不安！
记得冯至先生住院期间，我曾与作协的同事到医院探望过，病重的冯伯伯将痛苦隐藏得很深很深，仍是温和地道着“小蓉来了！”
1993年2月22日，冯至先生带着平和安详的面容辞别了人世。丝丝寒意浸透了每一个爱戴他的人。人们带着不舍，挥泪告别了他们心中善良、可敬的益友和长者。
冯至先生去了，带着那永远令人尊重的微笑离去了。我始终坚信，那是我见到过的最美好的微笑，那是一种可以纯净你心灵的微笑……这不是我一人的感受。记得乔象钟阿姨在《蔡仪传》中写到她和蔡仪先生去拜访冯至先生，其中一段描写到冯至先生的微笑“这是一种独特的令人产生敬意的微笑”。
以狭窄的心，容纳无尽的宇宙之人，才能以这样的微笑，慰藉着永远爱戴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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