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黄州的苏东坡，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衣，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苏轼成为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被降职，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
苏轼在黄州的潇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苏轼在黄州的物质生活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难，花销问题。苏轼在黄州所担任的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团练副使”大体相当于今县级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但这个副部长没有签字权和行政权，只是个空头官衔。他的身份本质上是由黄州官府代为看管的犯官，除了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之外，没有俸禄薪水。苏轼做了二十多年官，“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苏轼《与章子厚书》），所以到黄州后，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的花销就成了大问题。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20文钱，一匹绢大约1200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4000多文钱。不过这难不倒苏轼，钱多我就多花，钱少我就计划着花。于是他精心计划：今后每天花费不超过150文钱。每月初一取出4500文钱，分为30份，挂在屋梁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后将叉子藏起来。当天剩余的钱另外存在大竹筒里，作为接待客人的费用（苏轼《答秦太虚书》）。
但就算这样精打细算，手里的一点积蓄也只能支撑一年多。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呢？苏轼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意思是说，到了钱用光的时候，再做筹划，不需要提前发愁。聪明人从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
第二难，住房问题。按照朝廷规定，苏轼这样的犯官无权享受官府提供的住宅，那一家二十多口人住在哪里？开始苏轼一家住在江边一个废弃的驿站--临皋亭，这个地方不仅潮湿闷热，而且拥挤不堪。后来，苏轼在种地的东坡园中选址修建了五间泥瓦农舍。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在厅堂四壁涂白如雪，起居坐卧，四面环顾，俱为雪景，故而美其名曰“雪堂”（苏轼《雪堂记》）。雪堂不仅解决了家庭住房的困难，从此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的重要象征。
第三难，吃饭问题。没有足够的钱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怎么办？苏轼的决定同样潇洒：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经过多方申请，当地政府批给苏轼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
苏轼非常钦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现在，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般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一块废弃的坡地，偏偏称作什么“东坡”！一介犯官，被贬偏隅之地，穷困潦倒，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这就是苏轼的与众不同之处。谁说文人不能种地？谁说种地的人就不能自称居士？没有饭吃，就得种地，收割庄稼，就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少所谓的文人却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居士的本意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显然超越了本意的内涵，拥有更丰富的魅力--黄州的苏轼，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
他说：“我刚刚来黄州两年，生活窘困而匮乏。老朋友马正卿感慨我缺衣少食，帮助我从州郡那里申请下来数十亩土地，以供躬耕之用。这几十亩荒地，布满荆棘瓦砾，天气又很干旱，开垦拓荒令人精疲力竭，其中的劳苦真是说不尽！暂时放下锄头，喝碗水，写下《东坡八首》，自己哀怜自己的勤勉，等到来年有了不错的收成，这周身的劳顿疲倦就可以统统忘记了！”（见苏轼《东坡八首并叙》）
黄州的苏轼，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而东坡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的第一个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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