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节选）
司马迁
一 题解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1．“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3．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二 、 文字疏通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这段引文见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为便于讨论,录于下: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餉,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小国寡人”的理想社会，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在太史公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段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太史公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谈,绝句。这样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气也才顺适。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
那么，至治与货殖有何关系
"至治之极"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说到货殖。乍一看来,至治与货殖殊无关系。实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联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一句话,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货殖列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一开始就指出,山西、山东、江南、北方各有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无法自致,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是"货殖"一词的基本含义。太史公强调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饶则生活美好）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这一“自然经济观”，其积极的意义是尊重地理、分工这些自然规律，进一步地从中也能引出“看不见的手”即完全市场经济的主张}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即海晒盐或煮盐。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老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你这样看待范蠡的弃官从商？
范蠡的致富经对你有什么启迪？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子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三、 由《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1、司马迁认为货利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素来重农轻商，但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2．司马迁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3 司马迁对于商业的经营上的观点。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4 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冠带衣履天下”，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
地往美国跑一样。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5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四 作业
请就本文第五自然段或者本文中所记叙的范蠡、子贡、白圭的例子，说说司马迁所持的经济思想对你的启发。（理解文意思，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
谢老师
[货殖列传(苏教版教案设计)]相关文章：
2.蝉的教案设计
3.阁夜教案设计
4.《草》教案设计
5.写作教案设计
8.师说的教案设计
9.《称象》教案设计
10.《看电视》教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