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则《出师》，孝则《陈情》，陈情表，历称千古至文，未曾为世人所非议。《古文观止》评之曰：“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故得“晋武览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
今重思《陈情》之表，“无一字虚言驾饰”，实为后人之谬也。
观二段之首：“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即为“虚”之始也。李密乃蜀之旧臣，尚念蜀帝之恩泽，岂能置旧情于不顾，转而奉晋，乐不可支？众知李密为忠贞之士，不念旧土，以新朝之官职，废旧职之郎署，实非李密之所愿也。故“圣朝”即谦恭之辞，深望得晋帝之欢心，方可使晋帝宽之恕之，并非出于内心，故为虚之一也。
另观三段之中：“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此为“虚”之甚也。李密奉蜀之忠心，路人皆知，并非世俗之人；而在《陈情》之中，自贬为贪求功名之举，以显身之“至微至陋”，博帝之同情。此举实为贬己以显德，奉帝而自卑，故为虚之二也。
再观全文之末，“不胜犬马怖惧之情”，实为“虚”之至也。李密于文之将尽，自谓“犬马”，弃尊严于不顾，全然为君王所玩弄，并以“怖惧”为名，表晋帝之威武，贬自身如草芥。诚然此举可得武帝之赏识，以避杀身之祸，实为迫不得已；但至性之言，至此荡然无存，何谈悲恻动人，故为虚之三也。
而是否“俱从天真写出”，亦值得后人推敲。蜀之已破，晋之初建，皇位更迭，动荡不安，政从何出，未有定数。此时李密若贸然从事，废蜀之地位，建晋之功业，为时尚早，不易轻作决断；况晋帝登基，稍有时日，未详其虚实，不可轻易归依。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虎之兴起者，臣之高迁也；虎之暴怒者，臣之丧首也。虎之脾性不明，不可擅自触摸，是养虎之道也。故李密之犹豫徘徊，表为“愿乞终养”，实为“辞不赴命”也。故《陈情》之情，并非全然出乎祖母，实为虚言驾饰，以达观望之效。
至于《陈情》至孝，古今未曾否认；而文中亦明其理，“少仕伪朝，历职郎署”，然此时辞不赴命，解之为“祖母刘九十有六”，并以“人命危浅”为由，达“区区不能废远”之效。然掩卷深思，“少仕伪朝”之时，祖母刘年事以高，不下八十，亦病卧在床，需李密之养；忠孝不可得兼，李密并未孝祖母，而择出仕之途，是以忠重于孝也。当是时圣朝既立，则以孝重于忠，以祖母之病，弃社稷之重，一反常态，非偶然之举，必另有隐情。是故《陈情》对此疑惑，仅止于提问，而笔锋一转，避实就虚，避而不答，以图刘之惨状动晋帝之心，可谓惨淡经营，用心良苦。
或疑曰：“晋武览表，嘉其诚款”，必为晋帝感极而泣，动情于心。余以为不然。假若李密未作此表，晋帝亦未必斩其首。晋之社稷，王位初建，尚不稳固，失地待收。外有东吴拼死挣扎，内有旧臣倾力抵抗，国之形势，危如累卵，非武帝所能掌控；若望天下归心，必广纳贤士，诚以待民。尤蜀之“亡国贱俘”，更应“过蒙拔擢”，以收天下之心，致万乘之势，方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以往，东吴归顺，百姓附和，晋之天下，方得稳固。
是故“嘉其诚款”，亦为“虚”之辞，实为收买人心也。李密为一代名士，若令其奉养祖母而保其洗马之职，必得天下之赞誉，此诚为晋立天下之重举。吾恐武帝览表，非泣如雨下，而微微一笑，以为中计，继而功成名就。李密之表，实为晋之棋局，任其玩弄，岂不哀哉！
如此种种，《陈情表》之虚，可见一斑。余以为《陈情》可称之为“妙文”，在用语之妙，在情意之深。而称之为“至文”，则未观其“辞不赴命”之实质，而误作虚为实也。
呜呼！文风之虚也久矣！欲情之诚也难矣！虚以载道，成何体统！况古今名人雅士，不明虚之实质，混淆虚实，颠倒黑白，灭真情实感之志气，长虚言驾饰之威风，此何其毒也！
《陈情表》之虚，今公诸于世，非独李密晋帝所见明知，天地九州实所共鉴。而文之虚风，非独此一文也，今延至何方，吾不得而知。若此虚风不戒，复以虚为实，津津乐道，不思悔改，则矫揉造作之疾，当深入骨髓，终无药可医。
今日广告于同仁，望听之信之，思之忧之，尽己之力，戒虚之歪理，兴诚之至性，则中华之复兴，可计日而待矣！
孙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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