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下，个人感觉中国当代史里中华最好的政体应该是重庆时期提出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当时太祖本人也喜欢这个模式，国内的罗隆基、章士钊等等也喜欢。如果这个模式实现了，那人大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上议院，政协就是下议院。这国共合作的最后一次机会是蒋公去世的前后，实际上是把握在蒋经国的手里；为此中G特别是叶帅与廖承志等都作过大量的工作。可惜的是蒋经国没有走这条路...否则他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彪炳于中华史册的伟人。
美国移民时候誓词的主旋律是爱国，司法的誓词是不说谎。这说明一个问题政体与秩序的正常运转，其依靠的主要规则并不是司法；而是信仰。
我以前说过信仰是最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最为强大的统一战线。由信仰所蕴含的道德伦理体系，维系着社会作正常的运转；凡是非正常的举措才需要援引法律来克制。
大多数欧美国家的信仰是基督教，俄罗斯等是东正教；还有土耳其及伊斯兰国家的信仰是伊斯兰教。日本应该算是半个佛教国家另一半是信奉君主为神。....是信仰在要求你不要说谎，是信仰要求你博爱与奉献以及善举...等等。信仰是社会上最大的游戏规则，赃官与汉奸以及作弊因有违于信仰而受到了自身与群体的鄙视；而不敢为也不能为。再精密的法律与用人制度都是有漏洞的，只有我们每个个体与机构自身的信仰才是最后的天平。同样，民主也是要以主流社会的信仰为依托，是以信仰为凝聚力之下的民主才能产生社会的推动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能源只有信仰。
我们来考察我们的邻居，自从苏联被戈尔巴乔夫解体之后为什么俄罗斯可以迅速的调整过来进入正常的运转？其实俄罗斯目前的政体还是变相的一党制。我觉得这是东正教的信仰约束力在起作用。是东正教以及俄罗斯传统下形成的民族的自我认知，使得他们从沙皇到斯大林直到现在其国家的运转方向一直都没有变。他们的政体与党政者的思想千变万化，而国体意识与民族意识始终如一。如果我们考察被外族夷多次蹂躏的印度，也能看到这种不变....
我们国家是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信仰的国度，对于统一信仰与强化信仰的政治尝试距离我们最近的只能追溯到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元明清开始我们都在弱化着信仰的作用力.....“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共都喜欢“破四旧，立四新”；共和初期国党就开展了“拆庙驱僧”运动，接着是进入“新生活”。其实政治永远都是术而不是本，如果为了政治而扬弃乃至废黜传统信仰与传统文化；那就是在构造着无本之木。我们反观中华自“五四”以来，两党都有的很多不能逾越的症结大概都在这里。
记得邓公在改革初期就清醒的看到了这一点：在邓办回覆林家的资讯时提到了“举旗”的问题；当时还必须举太祖的旗，以后是举孔子还是三民主义？那是后来的问题....我在这里说的信仰是个很宽泛的词汇：他包含了思想文化道德以及民族的自我认知。好的信仰犹如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又象一把伞，把全球的华夏子孙无论政党与民族都包容在其下。信仰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永远的为其子子孙孙癊佑与造福。广义的信仰以及道德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他可以产生统战的凝聚力；任何组织与团体的个体信仰的构建都要从属于这个广义的信仰你才可以生存下去。这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础，这才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放下一切，坚持信仰；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
最后，我们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书写的自我信仰，做为扩展阅读来结束讨论吧。
我们若是在一个浩瀚的时空里仔细地考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运行模式，都在回到了“李斯特难题”上来了.众所周知“大一统”是李斯特难题的解.
现在的美国俄罗斯与欧盟走得都是在中国运行了千年的“大一统”路线；就连时下的科学都要回归到“大一统”的模式下运行！而我们国家却非要“革命的”逆时代潮流而动，去追寻与牛顿时代的科学相适应的原始的民主共和？
我们中国对于国家在无德状态下运行的试验应该是源于“科举制度”的建立，这种用个体欲望来代替德的试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就连“科举制度”的智力考核元素也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八股文而流于形式。反过来我们再推论一下，假如我们的中华的大一统始终如一的话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君子遍地淑女成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皆守德的各司其职；不奸佞不逾越。生活质量与环保水平，均居世界第一位。在重德的综合软硬环境下，怎么会有官员的集体嫖娼，怎么会有学术腐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论理如果非要用个现代词的话；那应该是另类的“君主立宪制”。“大一统”理念算不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还应该说一句欧洲与日本现存的福利保障与分配制度应该得益于国际共运，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福利保障制度的今天。共运对于资本主义的完善作用也在告诉我们：共运是打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真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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