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文教育及其背后更深广的母语教育，是一个不会也不应过时的话题。近一百年前的国语老课本，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气象，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风。从臣民到国民、公民，如何在少年时期养成独立之人格，如何在共和社会中安身立命？年末的最后一期冰点特稿，我们刊发教育学者王丽的这篇文章，作为对辛亥革命一个小小的纪念，当然，也作为对当下教科书一番恳切的期许。
本世纪初，我曾参与过某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期间的经历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幸而不多久就逃离了。
后来当我第一次见到重版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这3套民国小学国语老课本时，那种惊喜如逢离散多年的亲人，心里说：哦，这就是我亲爱的母语啊！如此优美、如此典雅、如此亲切。
透过那一帧帧工笔线描的插图、一行行竖排的繁体字、一篇篇隽永的课文，作为一名语文教材编写者，我仿佛重新发现了汉语的美，呼吸到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清新蓬勃的气息。并且，这3套老课本也解开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民国时期不少人念完小学之后，便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安身立命？
中国韵味，潜移默化审美观
老课本第一眼吸引我的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版式和装帧。
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小学初级学生用)。这套读本的字体选用颜体楷书，结体方正，笔力雄健，富于阳刚之美，即所谓“颜筋”。在印刷史上，颜体也是自宋以后的主要印刷体。可以想见，儿童日日面对这样的国语课本，天长日久，入之于眼得之于心，执笔写字自会受其熏染，其作用相当于书法字帖。
读本一页一课，每课均有插图，采用中国传统写意技法，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一草一木，均寥寥几笔勾出，活泼灵动，意趣盎然，与课文的颜体楷书相互映衬，教人一翻开课本，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
老课本在文字和插图的配合上也别具匠心。图与文的位置不拘一格，随课文内容而变化。有的文在上，图在下；有的反之；有的上下皆为图画，中间夹着课文；有的插图居于书页一角……因所选课文多为韵文，故排列不求上下对齐，而是一行行参差错落，配上优美方正的颜体楷书，犹似一串串珠子叮叮当当落在纸页上，产生节奏之美。
如第15课《手拉手》：“好朋友，好朋友，手拉手，慢慢走”，书页上6个小朋友手拉着手，排着队向着斜上方做行走状。画面上方的文字也相应地排成4行，向斜上方成雁行铺展，整幅画面呈鲜明的动感。这样的设计，非常切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在这一点上，《商务国语教科书》(小学初级学生用)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课文字体也为颜体楷书，插图亦为工笔白描，十分简约素净。
而《开明国语课本》为丰子恺先生作图，质朴自然，充满童趣，一副大家气派，与叶圣陶先生编写的课文相得益彰。
相比于今天满纸卡通人物的彩色小学课本，老课本只有黑白两色，却别有一种平和、朴素之美，让人想起意境悠远的中国水墨画，想起中国乡村的白墙黑瓦。
老课本将中国文学之美、书法之美和绘画之美融于一体，在装帧设计上不照搬当时西方教科书，而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创造出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国语教科书的样式，比之传统私塾读物大大前进了一步。儿童使用这样的国语课本，得到的不仅仅是母语能力的提高，还有对中国书法、绘画的欣赏能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观--属于中国人的审美观。这样的课本，其内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国语。
做人常识，启蒙教化价值观
民国老课本的另一特点是教给儿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常识。
如初版于1917年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从课文目录便可看出编写者的意图：1.入学。2.敬师。3.爱同学。4.课室规则。5.操场规则。6.仪容。7.早起。8.清洁。9.应对。10.孝父母……透过这些条目，我们看到的是《弟子规》的影子，即中国上千年来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童蒙养正，固本培元。
但老课本并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采用大量儿童日常生活的小场景来达到教育目的。如“亲恩”一课，画面中是一只老燕子叼着虫子，正飞向树丫间一窝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敬老”一课的插图是一个小学生捡起一位老人被风吹落在地上的帽子，双手奉还给老人。“好学”一课课文为：“李敬文，年六岁，时向其姐问字，渐通字义。”插图中有一几，几上摊一册书，姐弟二人一坐一立，姐正向弟弟讲解。“睦邻”一课课文为：“母在厨房，制糕已成，命儿捧糕，送往邻家。”画中母亲倚门而立，一儿手捧一盆糕走出家门，转头回望其母，母似做叮咛状。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课文，配上生动朴素的插图，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对于一些儿童一时不易领悟的“大道理”，老课本往往能用浅近通俗的事例来说明。如“读书”一课，课文曰：“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一问一答之间，点出了“读书”的要义，朴素而深蕴。儿童一旦记住，便终身难忘。
我不禁想起古时私塾的开笔礼：儿童入学第一天，须用毛笔描一个大大的“人”字，意含“读书成人”。由此可见，民国老课本与传统一脉相承。可惜今天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找不到这样的内容了。
老课本的编辑思想既传统又“超前”。在上世纪初，职业教育还完全是新事物--甚至今天的小学教育中似乎也还没有这样的内容。商务老课本中便已有“职业”一课，课文内容只有5句：“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将一个不无抽象的大道理说得如此深透明白，有趣有味。
而像“国家民族主权”这样的概念，儿童更不易理解。课本中有一课曰“御侮”--“鸠乘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共逐鸠去。”我读着此篇，不禁会心一笑：真是由小见大，举重若轻！今天的小学课本中也有主旨相同的“二小放牛郎”一课，曾因其“带血腥”而引起争议。两者相比，教育效果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课文均从儿童身边熟悉的事物出发，摈斥空洞说教，注重趣味性与潜移默化，背后则处处看到“教化”的影子，即在小学阶段便树立中国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为将来的立身处世奠定基础，难怪当初有的国文课本便称之为“修身国文”。
商务这套课本问世后，10年间风行全国，印数达七八千万份，可见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我的父亲与母亲，还有母亲的兄、姊，均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由于家境之故都只念到小学毕业。他们后来均能在社会上谋得一份职业，自食其力，安身立命，其“秘密”也许在于这样的小学课本。而当年跟他们情形相似的那一辈人里，一些经过刻苦自学，后来成为文化大家，如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冯英子等。
力求精密，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
诚然，小学语文课不等于常识课，更不等于今天的“思想品德课”。《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者叶圣陶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开明老课本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如第一册第一课《新学期》：
暑假过去了。早上到校，想起又要和几位先生、许多同学在一起了，心里异常高兴。街上和暑假以前每天早上一样，来来往往的差不多一半是小朋友，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学生。我想，他们今天到校，心里也一样高兴吧。
暑假中不常遇见的同学都见面了，他们告诉我各种事情。有几个跟同父母到别处去旅行，得了不少的新知识，有几个练习游泳成功了，能做多种的姿势，有几个看了几部童话、几部小说，哪一部最有趣，有趣在什么地方，滔滔不绝地说个不休。有几个采集昆虫制成标本；其中有一个单只蝴蝶一类就采集了三十七只，形态各不相同。我也告诉他们，暑假中做了一架飞机模型给妹妹玩，连翅膀在内，横阔一尺八寸。
一个同学忽然问道：“假期作业做完了没有？”
“做完了！”大家差不多齐声回答，脸上露出欢喜的神情。一件事情能够准期做完，的确是值得欢喜的。
这一学期我们的级任先生改教三年级，不教我们了，这使我有点儿难过，然而他还是在校里，如果有什么事情请教他，难道他不教我吗？如果同他谈话，在一块儿玩，难道他拒绝我吗？那是决不会的。那么又有什么难过呢？这位新的级任先生上学期教六年级的，本来和我们相熟，也是个和蔼不过的人。现在他要来教我们了，我止不住心头的快活。
行礼的时候，校长有几句话道：“新学期开头了。从今天起，一切的事要比以前做得更好，更多进步。不然，就对不起这个新学期。”我记住这几句话，我万不肯对不起这个新学期。
一共580字，通篇模仿儿童的口气，真切生动，平实自然，将一个孩子暑假后返校的心情和见闻描摹得曲折有致，体贴入微。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息，流动着编者的温情与暖意。而从写作的角度，“写什么”和“怎么写”尽在其中。这样的课文，儿童反复诵读，关于写作的要领，自然心领神会。
课文中安排的实用文体练习也十分有趣。如第七课《学校新闻的一页》：
赏月会
秋季的满月--特别光明！
大家来参加赏月会！
时期：本星期四下午八时
地点：本校运动场(大家坐在地上，围成圆形)
节目：1.月的故事(各人把知道的依次讲出来)
2.赏月的趣味(各人把当时感觉到的依次讲出来)
3.月儿诗朗诵(胡宜群，这首诗是他的新作品)
4.月夜--笛、胡琴合奏(张先生、任知义)
附告：如有望远镜必须带来。此外文稿、画稿簿也要带以便随时取用，否则把文思、画意轻易放过，到时想不起来的时候，懊悔也来不及了。
校园收获的报告
上星期六收采校园里的毛豆，共得七十八斤。除留下四斤做种子外，其余由各同学家买去，当天卖完。大家说今年的豆粒比去年大，煮熟了酥烂可口。这是下种时特别注意选种的缘故。
透过这样的课文，我们看到那个年代活泼多姿的校园生活，看到在这样的校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心性和日后走上社会的能力。在这套课本“本书编辑宗旨”第三条中写道：“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
天真可掬，童真童趣
开明老课本的编者叶圣陶先生又说：教材合于语文训练，“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提到儿童文学，我们往往会想起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之类的外国童话。在中国文学源流中，似乎没有儿童文学这个类别，较为适合儿童阅读的除了成语故事之外，还有鲁迅在《阿长与〈三海经〉》一文中说的“我最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因为里头有“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这些资源用作国语教材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作为现代儿童的精神食粮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由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新的形式与内容。记得本世纪初参与编写小学课本时，我为了找到这样的选文，翻遍了各种儿童文学类书籍，所获仍十分有限。
冶文言白话于一炉
什么是纯粹、典范的汉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困难。语言是人的家园，也是一个民族的家园。汉语承载着数千年煌煌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儿童时期是语言的敏感期，一个人对母语的感觉基本上是在此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因此，如何使儿童感受汉语的美，体会汉语的特点，进而培养儿童对母语的爱，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使命。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开始，关于文言与白话之争延续了整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论争的结果是“白话派”占上风。当然，这个结果也反映在教育上。1920年，教育部下令将小学国文教科书改为“国语”。此后，在语文教科书中，白话文逐步取代了文言文，实现了“言文一致”。
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这3套小学国语课本编写于不同的年代，折射出上世纪前半叶汉语言演变的不同阶段，呈现给我们各不相同的语言风景。
《商务国语教科书》发行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基本采用文言。如：
第一课《学堂》：学堂暑假，一月已满，今日早起，穿新衣，入学堂，先生授我新书，告我也，汝读此书，当比首册，更有味也。
第五课《晓日》：天初晓，鸟啼树间，披衣下床，推窗一望，东方已白，红日上升，流霞成彩，未几霞散，日光射入室中，鸟声渐少。
第六课《衣服》：人之衣服，所以护身。我国衣服，长而大，故舒泰。外国衣服，短而小，故轻便。今学堂体操，衣服短小，亦取其轻便也。
这些课文句子凝练，意思浅近明白，读来隽永有味，毫无佶屈聱牙之感。从笔法上看，有叙事，有写景，有状物。
韵文是汉语的重要特点。汉赋、唐诗、宋词等，从语言形式上均属于韵文，有三言、五言、七言等。旧时私塾读物便大量采用韵文，如“三百千”、《弟子规》、《幼学琼林》、《笠翁对韵》等。商务老课本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盆，弟弟妹妹共欢欣。
《放假歌》：学堂乐，乐何如，请君听我放假歌，吾曹自到此，一岁忽将过，同学相亲爱，先生勤教科，读书已二册，识字一千多，学堂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假歌。
课文清新活泼，跳动着欢悦、和谐的旋律。从《放假歌》中，能看出脱胎于《明日歌》的痕迹。
《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的出版年代晚于商务老课本，从语言风格上已显示了文言与白话融合的痕迹：
《秋天早上好》：秋天早上好：白云飞，红叶飘，月光淡淡星光小，只有早起的人，才能看得到。秋天早上好：墙角边，树枝梢，虫声唧唧鸟声闹，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听得到。
《长虹一道》：雷雨过后，夕阳返照。天空中，谁架起长虹一道。你瞧，多么美丽、光明、奇妙！像一面没有弦的弓，像一条没有柱的桥。一霎时，云散天晴，便不见了。他，原来是晴天的预告。
这些篇章，既是散文，又是诗歌，既有古典诗歌的意境美和韵律美，又有现代童谣的活泼、跳脱。
而30年代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小学高级学生用)已完全采用白话。如《雁》一课：
秋天，有一群群的雁在天空飞过，发出清亮的叫声。雁的家乡在西伯利亚地方。那里秋天就飞雪，到了冬天，什么东西都给冰雪盖没了。太阳只露一下脸，立刻又落了下去。如果再往北去，便是北极，那里足有半个年头见不到太阳的面。在这样又寒冷又黑暗的地方，雁怎能够生活呢？所以一到秋天，它们就结队迁移，向南方飞来。
这是最纯粹、典范的白话：流畅自然，清新优美，堪称“言文一致”的样板。但仔细体会，背后分明有“文言”的影迹，句子简洁凝练，念起来和谐婉转、抑扬顿挫，富于音节之美。今天的语文教科书编者，恐怕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原因很简单：缺乏坚实的文言根底。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与白话，本来难舍难分，就像一条河里流淌的水。时下小学语文课本的语言如同白开水，缺乏母语特有的美感，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从这3个版本的小学国语老课本中，我们看到上世纪前半叶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嬗变，也看到母语自我更新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上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争论最炽的时候，林语堂在《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一文中说：“一国的文字是国人的公物，谁也不能夺为己有，要望中国将来演出美丽又灵健的文字来，必不可有丝毫成见存心。我们必须冶文言白话于一炉，炼出一清新简洁富表现力的文字来，泥古泥今，皆做不得。”他又说：“现在许多人文章已经做到文白调和境地了。你可读了十行而不辨其为白话文言。将来文体总是趋这一途，得文言之简洁而去其陈腐，得白话之平易而去其冗长。”--信哉斯言！
养国民之人格，扩国民之德量
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有一特点，多为当时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他们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之所以愿意俯下身来，不辞辛苦为孩子们编写国文、国语课本，其原因在于小学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因此，老课本处处教人看到编写者“奠基”的用意：奠常识之基，奠审美之基，奠伦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传统之基，而最终奠民族精神之基，即梁启超当年提出的口号--新民。
民国时期相对宽松的教科书审批制度，使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据资料记载，自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教材编写采用审定制，允许各民间出版机构自由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教育部根据统一制定的课程标准对其进行审查，通过后便可在全国发行。直到抗战后期才改为由国立编译馆独揽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权。这种审定制极大地激发了民间参与教科书编写的热情。
1912年至1949年，短短37年间，尽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全国各书坊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内容上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同时又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形成一派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格局，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教科书编写的黄金时代。
当时，全国各中小学校可以自由选择某个版本的教科书，甚至教师自编教科书。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批一流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加入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行列中来。他们直接保证了教科书编写的质量，而他们的理想也通过这些教科书得以表达。
一套名为《启蒙国文》的民国老课本在编辑大意中说：“本书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好高骛远。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宗旨也代表了当时多个版本教科书的立场，并鲜明地体现在每一篇课文中。（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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