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生态失衡了，我尽力而为。”曹文轩在被问到他一个人如何与整个教育体制对抗时说。曹文轩说，他所宣扬的，不是整个教育体制的改变，那毕竟是不现实的，他所做的，是如何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进行弥补。阅读，在曹文轩看来就是一个最好的弥补途径。阅读生态的失衡，是现在最紧要的问题。
曹文轩说，现在小孩手里不是没书的，有书，但是有很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书。值得读的、需要读的、应该读的书，并不在他们手上。所以现在不是阅读不阅读的问题，是阅读生态失衡的问题。“我下去讲，就是告诉老师们，告诉孩子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说这样的书是值得读、应该读的，会对你的整个人生产生影响。我回忆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少年时代对鲁迅的作品非常入迷。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写作文，我就觉得鲁迅的品质、精神境界、说话的语气，顺着我的笔尖流淌到我的纸上。当时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现在我知道了，那叫文脉。鲁迅的书是有文脉的，有文脉的东西才能够流淌。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书，那些书是没有文脉的，它不可能流淌，它没有后面流淌的状态。”
在曹文轩看来，小孩的阅读姿态是要家长和老师培养的，不是天生的，不能由着他。姿态分高低，你要培养他一种比较高的阅读姿态，就得说服他、指导他。
作为一个作品很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作家，曹文轩时常会被问到为什么不写校园生活题材的作品。曹文轩认为，这样的观念不是孩子自己的，而是老师家长的。一个美国孩子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像有个作者来见我，他原来是搞物业的，说现在还没有写物业的小说。我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文学跟物业有什么关系呢？文学跟人存在的基本状态有关系。”曹文轩说，他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阅读对象的问题，只不过，他的题材、他的文字恰恰是适合孩子阅读的。事实说明，小孩喜欢这样的文学作品，不只是喜欢好玩的东西。
文学要有底线
让曹文轩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草房子》这样的纯文学作品自从问世以来已经印刷了50次，这让他坚信，文学还是有必须恪守的基本的东西，文学是要有文学性的，如果偏离了，受到的惩罚是，印刷了一次，就不可能再印刷了。
“我在想，文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它有没有我们应该恪守的东西，坚守的东西？当别人全部撤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没撤离，我还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撤离呢？谁证明这个山头是不能待在上面的？当年托尔斯泰、鲁迅都待在这个山头，为什么就不能再待了？我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让曹文轩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文学格局。“我们现在写东西是没有底线的，我们往非常态去，把正常状态完全舍弃了。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深刻的东西在哪里呢？在非常态里面。
这样的作品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曹文轩无比困惑。当有人说曹文轩的作品太唯美、唯善的时候，曹文轩说：“我研究了几十年的文学，所谓深刻的元素我了如指掌，我出手就能写出来，这些深刻就是往死里写，往脏里写，往变态里写，不要写正常人就行了，我对那套符码系统清清楚楚。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干。也许我在这个社会受的刺激还不够，也许我还没受到足够多的人性对我的伤害。我承认人性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我的宽容，遮掩了这些问题。我是宽容的，我能理解一些东西。”
曹文轩说，问题是这样，生活中确实有阳光的一面，为什么就只去写那灰色的天空，不能写阳光灿烂的天空呢？那不真实啊。我不反对你写灰色的天空，那你也不能反对我写阳光灿烂的天空。有人说，阳光灿烂是不真实的，这就很要命了。
曹文轩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底线，超越底线写人性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正常人性，是非正常的人性，这是没有意义的，是属于生理学、心理学变态方面的，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现在曹文轩的创作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当很多人往最新的东西那里奔走的时候，我没往那里跑。我在这个十年里，写的就是善的书，美的书。”
对 话
难道是我错了吗？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对善和美的强调会不会遮蔽了人性的丑恶，会不会让人麻痹？
曹文轩（一下简称“曹”）：同样的一件事，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可以往恶里看，也可以往善里看。恶文化引导一个人看到的就是恶的东西。善与你对这个世界的恶有足够的认识是两回事。应该以善治恶，不能以恶治恶，以恶治恶只能又产生一个恶。
记：在你看来，文学作品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曹：文学有反映现实的功能。到底有没有提升的功能？是让生活模仿艺术，还是让艺术模仿生活？艺术模仿生活是一种，但是是不是也应该像王尔德讲的，让生活来模仿艺术呢？要不要这一路呢？还是要的吧。不然要你们这些作家来干什么？要文化来干什么？要知识分子来干什么？这个理念在19世纪古典的那些作家们身上，在20世纪初的那些作家们身上，比如托儿斯泰、鲁迅，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说健康，就想到人体的健康，有谁想到社会的健康？我现在看《世界通史》，人类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美国社会健康的指数，1996年与1967年比，已经掉下去不知道多少个点了。文化在社会健康里面应该起很大的作用。我还是觉得当年鲁迅选择的路是对的，文学有对社会疗救的作用。文学诞生的那一天就是有这个功能。我们不能放弃这个功能。
记：你对现代派写作的态度会不会太偏激了？
曹：现代派的理念是好的，但是阅读效果是很差的，所以这两年我努力在抨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我批评的时候也不是在批评某一个作家或者某一个作品，我批评的是它的格局，投放在这个格局里不同侧面的力量悬殊太大了。我说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跟那些作家都说，你们千万不要生气，你们的作品我都喜欢，我是在批评这个格局，不是在批评你们。在西方国家就很正常，传统的东西还是占主流。在美国，代表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是什么呢？审美、崇高、悲悯、伟大、向上，全是这些元素。人家虽然不讲主旋律，但这些都是文学的基本面。
记：中国文学是怎么丧失这个基本面的呢？
曹：中国知识分子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就是他们干的，就是他们在这些年里无限度地放弃传统，放弃基本面，无限度地去赞扬商业化、赞扬物质的美丽，无限度的去写人性中丑恶的东西。
记：你自己是怎么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维度的？
曹：我也不太清楚，这和一个人的知识背景，和一个人的定数有关。后来我有时候也想，也怀疑，也许我是错的。真的，我并不全认为我就是对的。这么多人都不这样想，就我一个人这样想，我想也许是我错了。可是我又不服气：难道是我错啦？我是那么一个钻研知识的人，那么一个钻研历史的人，那么一个钻研哲学的人，我能错吗？
记：你现在关注、焦虑的事情，已经超越作家的职责范围了。
曹：对，我已经从文学界走出来了，文学界的会议我已经不怎么开了。没意义。大家都不正经。圈子里现在是谁正经谁就虚伪。不能严肃地谈论问题啦，严肃谈论问题是虚伪的。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语境，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走到哪儿，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不正经的形象，否则你自己也会觉得虚伪。中国的真实观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思想崩盘就崩在那儿，就是整个真实观的崩溃。我能有什么办法吗？我能开出什么良方妙药吗？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家看一些好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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