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革命过历史题材的变构
莫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他的小说在各国都得到了好评。日本的藤井省三这样评价莫言“莫言--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一名诚实的小说家，（他）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充满时空感和生命感的世界。”托马斯英格教授说“莫言是世界级作家，可能是老舍、鲁迅以来的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英译《红高粱》的出现是英语文学的一大盛事，由此可见中国小说在二十一世纪的活力和影响力。”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说“他（莫言）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和中国文学融合在一起的非常优秀的文学……在我们之间，文学上的血缘关系非常类似，可以说，再也没有人比莫言更接近我的文学特质了。①”的确，莫言的小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应是《红高粱》系列小说。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它体现了莫言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变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人物的塑造上，尤其尤其是对于“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等新形象的塑造上。
革命历史题材是“特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具体地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开始就在表现对象和思想内涵上有着较明确的规范。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承担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是革命之所以产生的必然性，人民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规律性，以及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推翻反动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合理性。为了实现教育功能，革命历史小说高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卓绝的乐观主义，生死考验面前的坚贞不屈，构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常见的场景和主人公的性格核心。由于题材的特殊性，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往往比其他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②。
50至6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并驾齐驱，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强烈的故事体和纪实体特征；革命历史小说的成熟，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其标志是作家对于‘史诗性’的追求和一批作品体现出来的‘史诗风范’；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能进入一个更深刻的层次，缺少个人的视野和个性化的表现。
然而莫言却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了变构。
首先，《红高粱》所描写的战争的胜利，并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以“我爷爷”为首的这一队伍，甚至于连基本的作战设备，基本的训练都没有，队员几乎都是“我”家烧酒的伙计。
其次，对人物的塑造来看。莫言笔下的人物是有着多面性格的。“我爷爷”曾杀死和他母亲勾搭的和尚，曾因爱上我奶奶而杀死单家父子，他是个土匪；同时，又是与本鬼子血战的英雄好汉。“我奶奶”也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生活“和爷爷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讲述“我奶奶”的“花花事”时，作为后辈的“我”即使偶尔会尴尬，但莫言还是直接在小说中表达了对“我奶奶”的赞美：“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独立的典范。③”虽然，“我奶奶”有着一对三寸金莲，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我奶奶”临死前说了这样的话“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什么是贞洁？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我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是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④”页。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并不觉得“我奶奶”是个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的人，相反，对于她，就如莫言所说的“是个抗日英雄，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独立的典范。”或许，她敢于向社会的礼俗进行挑战，敢于解放自我。有着如红高粱一般的生命力也热情。莫言也真切地感受到“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这一类的东西。⑤”这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历史和历史人的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能进入一个更深刻的层次，缺少个人的视野和个性化的表现。但是，莫言却对人物的内心进行了仔细的挖掘，对人物的个性进行了充分的表现。
“我奶奶”临死前对生的渴望的及其强烈的。她并不会因为死在战场上觉得无怨无悔；她希望自己活下来，也并不是因为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仅仅是因为她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依恋和热爱。这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还有对于王文义等人的描写，王文义中弹，“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⑥”中弹后他并没有像典型的革命英雄那样坚韧不屈，意识到自己受伤，他以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出现。如果这一幕出现在其他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这个人物大多是反面的；如果作为正面人物出现，他中弹后就不该是这样的反应，他应该沉着冷静，最起码不应该尖叫起来，这对于所谓的崇高感是无益的。
至于，另外一个细节，便是写道罗汉大爷行刑的时候：“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罗汉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呲出来……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的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罗汉大爷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的地跳动，打得瓷盘叮叮咚咚响……父亲看到罗汉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⑦”在那种残酷的刑罚施加到罗汉大爷身体上的时候，或许是出于人在疼痛时的本能，“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呲出来……”将人的生理反应写得如此逼真详尽，这在以前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是没有触及到的。因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追求的是震撼力和崇高感，写人的生理反应，而且还是写人因为难以忍受疼痛而流出尿水，或许这一细节，我们只能在某些不太严肃的作品中能看到，并且这个人物也应该是一个比较胆小的负面人物。但是，莫言写罗汉大爷的这一反应时，我们并不觉得他这一反应时不合时宜的，是有损于英雄形象的，反而让人觉得真实，更能理解人物的处境和他所遭遇的不幸。
莫言对于场面的呈现总有他的分寸，写惨烈的场面时，也是点到为止，并以各种色彩和动作淡化它的惨烈。写罗汉大爷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苍白而美丽”；王文义中弹，“他的腮上，有一股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去摸，触了一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⑧”或许只有莫言才能给读者带来各种感觉、色彩以及动作的狂欢。
莫言能够这样来写有关革命和历史的小说，或许与他一贯的民间传奇意识相关。他曾经说过：“《红高粱家族》好像是讲述抗日战争，实际上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许多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其实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人们在口头讲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的结果。⑨”
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于这种民间传奇的独特坚持，才成就了《红高粱》的独特价值。
注释：
①杨杨：《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7页。
②百度文库《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③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9页。
④同③第91页。
⑤同①第33页。
⑥同③第7页。
⑦同③第71页。
⑧同⑥
⑨张文颖：《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33页。
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