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7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浩曾经是青海省高考理科前五名，一直喜欢机械的他，原先打算报考有许多实用性课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遭家人反对。父母认为以他的高分，不考清华北大就是浪费，班主任也认为他应该考更好的学校，他无奈之下选择了妥协，考入北大，就读生命科学专业。
在长辈眼中，周浩的选择无疑很正确，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但他在入学后却始终无法适应，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微观的、侧重理论的生命科学专业，更适合强调动手操作的机械专业。他说自己“不喜欢学术，搞不了科研，但是生命科学系的很多学生未来几乎都会读研究生，这样的路并不是我想走的”。
事情到了这步，许多长辈都会拿出这样一条大道理：“不要想着让社会来适应你，你要学着适应外部环境。”这条道理看上去无比正确，周浩也不是长辈眼中不懂事的孩子，既然他能够在高考报志愿时妥协，当然也不会在北大这样的校园里轻易放弃，所以他试图加强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并想出各种办法融入学习氛围，但无济于事。他又尝试转院，可是如今北大的转院并非易事。绝望的他选择在大二那年休学一年，去深圳规划自己的未来，其间他当过电话接线员、做过流水线工人，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擅长交际的他经历了社会的残酷，他试图以通过这种挫败感来让自己喜欢北大的生活，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返回学校后，他仍然不能适应。
最终，他决定转学，将自己的方向定为数控技术，决定选择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一个北大学生选择技术学校，当然被长辈视为疯狂之举。经过据理力争后，周浩的父亲选择了妥协，但要求他转到自己工作的深圳大学，可周浩仍然坚持去技校。最终，他终于说服了父母。
在工业技师学院，周浩如鱼得水，每天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际操作，接触那十几台从瑞士进口的数控机器。如今，他已成为学院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面对着不少企业伸来的橄榄枝，他决定继续深造。
这个故事似乎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浩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摆脱了束缚，不再因亲情妥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实现了快乐的学习和自主的人生。但这种幸运是通过种种不幸换取的：如果没有长辈的强迫，周浩又没有出于孝心进行妥协，那么他也许早已成为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如果没有北大期间的极端痛苦作为证明，周浩也无法说服长辈，达成自己的愿望。
在许多长辈看来，学什么专业取决于社会需求，而非个人兴趣。因此，难找工作的专业往往会被排斥，除非它有高考加分的便利（比如一些艺术类专业）。我甚至时常听到“XX竟然读这个专业，这辈子不可能有出息了”之类的言论。其实我并不认为专业有多么重要，它不等于未来的人生选择和工作方向，但我特别相信天赋和兴趣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读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起码有助于对知识的吸收。它当然不能确保世俗眼光中的成功，但又有什么专业能确保百分百的成功呢？
在中国，一个年轻人想走自己的路，往往需要“周浩模式”。这个模式的步骤大致如下：先进行妥协，然后用痛苦经历告诉长辈此路不通，之后再争取走自己的路。周浩的幸运在于他成功了，但大多数人的命运呢？要不就陷入痛苦中，就此沉沦，始终妥协，要不就争取无效，重返痛苦。当然，也有幸运者，也许他们想读的专业、想努力的方向、想从事的工作、想寻找的伴侣，都与长辈的要求契合。又或者他们安心听从长辈的吩咐，走长辈安排的道路。
对于这种幸运的听话的孩子，大多数长辈都会冠以“懂事”的评价。但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这事儿不能细想”，什么样的孩子才会和长辈“无缝对接”？
首先，代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正常心智下，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必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而且，因为近三十年来的巨大社会变化，每一年与上一年相比都会在多个领域出现质变，更别说代际之间，所以当代中国面临的代际差异更大。如今的老一辈在政治运动中成长，与子女经历迥异，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更使得代沟无限扩大。甚至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代际差异最大的两代人。它带来了这样一种局面：长辈随着年纪的增长，习惯从世俗的角度出发，以“适应社会”、“会做人”、“工作要稳定”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且，因为当下的老一辈（尤其是40后和50后）经历了太多动荡和饥饿，对妥协和稳定更为看重，甚至将之摆在梦想、尊严之上。但年轻人在多元化社会中成长，比长辈的年轻时代更为自主，有个人想法，甚至更加叛逆，因此很难避免观念上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与长辈若能“无缝对接”，也许不但不是长辈之幸，相反还是极大隐患。它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子女过早老龄化，思想停留在自己的孩提时代，或是资质十分平庸，压根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认知能力十分低下，没有自己的想法，这也意味着孩子缺乏持续的社会竞争力；另一种可能则是父母非常开明前卫，但我们都知道，因为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整体落后，以及政治运动侵袭导致的思维定势和逻辑缺失，后者的可能性偏低，绝不会是普遍状况。
要注意的是，代际差异的双方往往没有绝对的对错。追求平庸化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是坏事，一份稳定的工作，早早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生活，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从这一点上来说，长辈的想法未必有问题。同样，高期望也是人之常情，像周浩这种情况，长辈希望他就读北大清华实属正常，毕竟分数摆在那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长辈是否懂得爱和期望与强迫之间的界限，再就是当自己的期望与孩子的想法发生冲突时，能否将选择权交给孩子。周浩就是个典型例子，他的理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父母的期望（清华和北大）产生了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周浩选择了妥协。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无论是高考，还是找工作，抑或结婚生子，许多人都是在父母安排下进行的，出于所谓孝道，他们选择了妥协，看似顺从，但内心痛苦，又未必能达到父母的要求。
这种强迫，因为现实的某些压力，往往从子女的孩提时代便已开始。最典型的莫过于兴趣班，它往往不是孩子的兴趣，而是家长的兴趣，因此变成了家长安排与孩子服从，并无真正的兴趣可言。服从也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了兴趣班，习惯了好好学习，习惯了循规蹈矩，习惯了听话，习惯了走一条被安排的人生道路，但这种习惯往往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精神满负荷后的崩溃，一是过度的依赖。
所以，那句“大多数中国人不懂爱”的结论，并非荒唐无稽，而是普遍的事实。绝大多数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最后也许会变成以爱为名的强迫甚至要挟，一句“我是为你好”往往会成为万能的理由。你可以在中国式家庭里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父母拿着棍子监督孩子学乐器，说“我们花钱让你学这个，是为了你好”；父母偷看孩子日记，美其名曰“掌握思想状况”，反正“我们是为了你好”；父母要求孩子读他们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们是为了你好”；父母逼着孩子考公务员，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这是“为了你好”，让你更安稳或更有前途；父母逼孩子结婚，因为“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到现在还一个人，太不负责任了，而且，人就是要结婚的，不然以后多孤苦，我们是为了你好”；父母要抱孙，“人怎么能不传宗接代呢，子女是生命的延续啊，而且你老了，也有孩子照顾你，我们是为了你好”……
周浩也一定面对过这句话。在他填报高考志愿时，劝说他读北大的长辈难免会打出这样的旗号，当他决定转学去技校时，长辈们也会在痛心疾首的同时劝他安心在北大读书，因为“你要学着适应社会，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能把“我是为你好”换成“你快乐吗”，中国式家庭的关系断断不会如此疏离。这种过度关爱，其根源在于中国父母往往将孩子视为自己人生的延续，而非独立个体。因此，孩子身上承载的种种期望，也是父母自身压力和遗憾的折射。在愈发激烈的代际冲突下，周浩的幸运注定只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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