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居易的《长恨歌》，谁不知道它。唐宣宗李恢有吊白居易之诗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唐时有一歌妓，曾将自己能诵长恨歌而视为比别人技高一筹的资本。 由此可见影响之深，流传之广。 一千多年来，数不清的人朗诵它、欣赏它，并引起许多专家的研究，对它作出许多有见地的评价。但是，关于主题的理解却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它是讽刺帝王荒淫误国之作，对于李杨的爱情悲剧“难说上同情，更谈不上歌颂(王气中《略论长恨歌主题》)。 由于诗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太出色了，于是，许多人采取了 “主题矛盾”说。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写到：“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又如陈友琴先生在《白居易》的小册子中写道：“诗人对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讽刺，又特别哀怜。”尽管用“微”和“特别”来表示讽刺与哀怜的分量，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主题”矛盾的蕃篱。
我喜爱《长恨歌》，但对于主题矛盾说却不敢苟同。 我认为《长恨歌》的主题不是双重的，而是单一的，是对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高度的赞扬，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纯洁爱情的向往之情。正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怜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宋人张基也说：“长恨歌”止于荒淫之语(按：荒淫，这是封建卫道者对于描写爱情的文艺作品的通用语)，终篇无所规正。 ”清人爱新觉罗弘历也说：“白作只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可断，何益劝戒乎?”他们对《长情歌》虽有贬意，但是认为该诗“无鉴戒规劝”的看法，则是比较事实求是的。
其实，白居易心目中的《长恨歌》，同样是一首爱情之歌，他之写《长恨歌》，是与王质夫、 陈鸿“话及此事，相与感叹”之后，“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 (见《长恨歌传》)据此可知，长恨歌首先是诗人有感于李扬的爱情，情动于中而发乎外的结果。 从王质夫的话看，其中并未涉及政治规讽之意，而倒是因为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才被要求写作的，突出的正好是一个“情”字。
白居易自己从来也没有把《长恨歌》视为政治诗，在编纂诗集时，他并没有把《长恨歌》，归入讽谕诗类，而是归入感伤诗类。诗人是主张诗歌有助于政教的，他认为《长恨歌》不是贯彻自己这个主张的，因此并不重视它：“令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 《长恨歌》 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也” ( 《与元九书》)。后来，更明确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是正声。”这里的“风情”，即指男女相爱的风月情怀，“正声”，即以讽谕惩劝为目的的那类诗，风情与正声相对，无疑是把长恨歌与秦中吟一类的讽谕诗分开来了。可见，他对自己的创作动机是十分明明确的。
当然，看一部作品，除了对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加以分析外，最重要的则应对作品本身作出分析。不过在分析作品之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大家知道，《长恨歌》是一部艺术珍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因此，不能把诗中塑造的唐明皇、杨贵妃与历史上真实人物完全等同起来。金性尧先生说：“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先为儿子之妻，后为父亲之妾，先为消遣品，后为牺牲品。” (《唐诗三百首新注》)这段话是错误的，他把作家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牵扯在一起，混为一谈。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爱新觉罗弘历说：“长恨一传，自是当时傅会之说，其实殊无足论者”。唐代诗人张祜甚至当面对白居易说，长恨歌夹有当时流传的目连变故事。他们的话可以证明《长恨歌传》不是真实的史传而是虚构的传奇，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在长恨歌中虚构了许多成分。
其次，解放以来，在文艺领域里，“左”的思想影响极深，存在着不敢写爱情，不敢给予描写爱情的作品以正确评价的倾向，尤其对描写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帝王与贵妃的爱情(两个主人公在历史上又是以荒淫腐朽著称的)作品，评价起来，就更难以无所顾虑了。 而白居易是以讽谕诗著称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发掘讽谕性也是自然的。有的人似乎认为，只有肯定作品对李杨作了揭露和讽刺才能使《长恨歌》富于人民性。这是一种结论先行的错误作法。 因此，在讨论长恨歌的主题时候，必须解除左的顾虑和干扰，以便求得公正的评价。
此外，当一讨论长恨歌的主题时，许多人就把陈鸿《长恨歌传》中的一段话端出来：“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把这几句话当作《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这也是十分不妥的。其中“意者”二字应值得注意。意者，臆也，猜测也，它总领以下文字，说明“惩尤物，窒乱阶”云云，只不过是陈鸿的推想而已，而有些批评家就根据了陈鸿的这种推想断定白居易的《长恨歌》旨在讽刺。这实际上把陈的认识代替了白居易创作意图，也代替了批评家自己对《长恨歌》的欣赏与批评。这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路的被动态度是不足取的。
苏促翔先生说：“陈传原为补长恨歌之所未详，所谓 ‘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此正以史才议论补诗笔的不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元白诗选》16页)这就指明了白居易和陈鸿创作意图的区别。 白诗在讽刺、揭露方面是“未详”的、 “不足”的。 因此，在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时，不能被陈传所束缚，而应尊重作品的内在感情。
现在言归正传，具体分析《长恨歌》。
先看诗题。 《长恨歌》的“长恨”二字，取之本诗的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即长相思之意，以此为题，统领全篇，说明这首诗是抒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无穷无尽的相思相恋的感情。 看作品，不大注意题目与正文及主题的关系，好象是作者随便安上去的，这是不对的。 它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的如“无题”、 “口占”等等除外)。唐诗是很注意紧扣题意来写作的。 喻守真在分析《唐诗三百首》时，就经常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张九龄有一首诗《望月怀远》，八句诗就是围绕题目来展开的，全诗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 因题中有“望”和“怀”，所以就生发出 “天涯”、 “相思”、 “佳期”等词，又因题中有“月”，描写的是夜景，因此有“灭烛”、 “露滋”、 “寝梦”等词。从结构上讲，第一句写“月”，第三句写“望” (望明月而怨夜长)，第四句写“怀”，五六句写望月(因爱月而灭烛，直至露下生寒而披衣，见望月之久)，七八句是“怀远” (月下怀人不能见，只好在梦中遂愿)。由此可以看出诗句的主题就隐含在题目之中。 《长恨歌》也是如此。
再以本诗的选材看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 白居易应是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关系的有关材料的，但他并没有全部罗列进来，而是作了精心的挑选。在舍弃的材料中，恰有许多是很具讽刺意义的。杨玉环来到李隆基身边以前的经历，诗中所交待的与历史事实大不相同。杨原来是玄宗的儿子寿王李胄的妻子，玄宗的宠妾武惠妃死后，看中了她。于是先命她出家做女道士，后选入宫，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参见《新唐书杨贵妃传》)。皇帝老子强占自己的儿媳妇，这种丑恶的行径如写出来，该具有多么尖锐的讽刺意义。 即使略加暗示，也能产生一定的讽刺效果。 陈鸿在《长恨歌传》中就作了这样的暗示：“得宏农杨玄琰女于寿王侧。” “难自弃”说明了杨玉环珍视自己未轻易许人，是很纯洁的。作者这样做是为什么主旨服务的呢?为了讽刺吗?
第二，玄宗与其他嫔妃的特殊关系也未提起。 洪升的《长升殿》和程世美的《惊鸿记》都写到唐玄宗与梅妃的关系。梅妃因杨玉环入宫而遭冷遇，但玄宗还藕断丝连，时有来往，杨玉环曾因此而大发醋意。 另外，玄宗还与虢国夫人之间有暧昧关系，与白居易同时的诗人张祜就有诗讽刺此文(见《集灵台》之二)。为什么不把这件事略带一笔呢?这时对讽刺玄宗的荒淫也是有作用的呀!
第三、杨国忠倚仗杨玉环的得宠，荒淫奢侈，独秉朝政，祸乱天下，这些罪行也没有着重去写，只有“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二句，这与杨国忠的罪恶相比较，就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了。关于杨氏兄妹的荒淫无耻，多写几句未尝不可，且更有讽刺意味，那么作者又为什么舍不得笔墨呢?
第四、安史之乱是唐王朝，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有划时代影响的事件。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件事与唐玄宗贪恋女色，专宠杨妃，重用权奸杨国忠有极大的关系，这一点值得大书一笔的，《长生殿》就笔酣墨饱地写了这件事。可是白诗仅用“渔阴鼙鼓动地来”、 “天旋地转回龙驭”、 “九重城阙烟尘生”等句(而且看不出这些变乱与杨氏家族的关系)，真是惜墨如金。可见，对必不可少的情节、背景，作者也注意角度，掌握分寸，这难道不是为了主题表达的需要吗?
上面所举几例，足可说明，隐去杨玉环来到玄宗身边之前的情节，是为了突出杨氏的纯洁； 略去玄宗与梅妃等人的关系不写，是为了表现玄宗对贵妃的忠诚专一； 省去杨国忠专权误国的描写，是说明李杨的爱情是正当而无可指责的，简写安史之乱，是避免冲淡了对爱情的描写。总之，作者颇费心机的选材，就是为了突出爱情的纯洁和崇高，力图保持全诗讴歌爱情的和谐之美，使诗的前半部分，给人感受爱的欢乐，而不是政治上的讽谕。
以上是以剪去的材料来谈作者所确定的主题。现在我们来分析写进作品的内容，弄清作者对李、杨情所取的态度。这是一首有情节，有人物，首尾完整的长篇叙事诗，可以说是诗体小说，小说式的诗，因此，把握作品的艺术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从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看，李隆基和杨玉环是两个成功的被歌颂的正面人物。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写杨玉环的出身。指明杨氏“初长成”、 “人未识”、 “不自弃”，意思是她年方十五，刚刚成人，鲜为人知，能够自重，没有轻许别人。可见杨玉环美丽而又绝佳。作者笔下的少女，是那样令人可爱，这样的人间好事当然值得歌颂。
从“回头一笑面媚生”到“尽日君王看不足”，写杨玉环的美貌和二人情意缠绵的恩爱。 “回头一笑百媚生”，是通过表情美来写面容美，是更深一层的写法，作者把脸、眼、眉等做一笔写出，有声态并作和引起读者想象的效果。接着用六宫美女相形失色反衬。这同《陌上桑》中通过路人的观察、行动来表现罗敷的美的写法是一样的。杨玉环的肤色如“凝脂”，细腻、 白嫩，这里继承了诗经中描写美女的方法( “肤如凝脂”--《五风硕人》)。她的体态“娇无力”，纤柔多姿。她的头上插着金制的步摇(一种金钗)，美丽而华贵。她制的《霓裳羽衣舞》曲象仙乐一般，舞蹈的动作节奏竟与音乐配合得极端和谐。从“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传夜”可以看出杨妃对明皇的侍奉勤谨，体贴入微。请看诗的后半部分，当她在蓬莱仙岛看到明皇派来的使者时，不是冷言相拒，而是眼泪汪汪，“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深情寄语。这里描写的是一幕催人泪下的生死恋。据此足以证明，杨玉环是个美丽纯洁、温柔敏慧，多才多艺且感情专一，生死不渝。真可谓才德双全，内外皆美。作者对杨妃的赞美之情充满了字里行间。
唐明皇也是个始终不渝地忠于爱情的痴汉。作者在诗中不是直下评语，而是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日高晏起”，“君王不朝”和“尽日君王看不足”，体现了二人一刻也不愿离开的感情； 三千佳丽全部失宠，表现了玄宗对贵妃的忠诚专一：姊妹兄弟皆获显爵，表现了玄宗对杨妃珍爱的深度，这是一种爱屋及乌的感情，是对爱的深一层的写法； 天下风俗大变，由重男轻女而变为重女轻男，夸张地渲染了爱情的巨大力量。
玄宗把一个帝王拥有的手段向杨妃表示他的感情。杨妃死后，他不是去另觅新欢，而是一如既往地爱着杨氏。从春到秋，从夜到明，不论是行宫见月、夜雨闻铃，还是面对太液芙蓉，未央杨柳，他无时无刻不触景伤情，就是置身于水碧山清的蜀中，也是朝暮思念不已。甚至幻想在梦中重温旧情，派方士四处寻觅。他对爱情的坚贞、执着可谓到了极点。试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不仅有三宫六院，而且普天下的美女都可以随时召令进宫供其玩乐，死了一个宠妃又算了什么呢?想到此，作品中的唐玄宗对杨妃的生死不渝之情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尽管《长恨歌》中的唐玄宗、杨贵妃经过艺术加工，已与历史上真人真事差别很大，但是，毕竟是以历史上的人物及其爱情生活为基础的，因此，一定会具有帝王、后妃的生活特点，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同士大夫、平民百姓肯定不一样。他们身居宫廷，拥有数不清的财富，掌握着统治大权，有极其优越的生活、娱乐条件，因此，诸如“春从春游”、歌欢舞笑、君王不朝乃至列士封爵、风俗为变等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这种以享乐与特权为中心的生活内容，在我们看来毫不足取，但对于帝王妃子来说则极其自然。非此体现不出这种爱情的特殊性，那么，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假如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穿着朴素、生活节俭、不宴乐，不奢华，忙得连相会的功夫都没有，那么，古今读者，包括我们在内，一定要大骂白居易混帐，恐怕这首诗也不会流传到今天了，或者流传下来也不能叫做李、杨的爱情故事，那么讽刺之说也就不复存在了。 幸好白先生不那么混账，懂得生活的真实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个艺术珍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帝王是那样威严神秘，他们的风月之情很少成为描写的对象。在《长恨歌》之前，以唐代安史之为背景的作品，也有涉及李杨生活的，如杜甫的《丽人行》、 《哀江头》、 《北征》，元稹的《连昌宫词》等，但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政治，对李杨的关系，不是给予同情，而是谴责。 《长恨歌》在当时可以说从题材方面突破了一个禁区，从此以后，中晚唐以后的诗歌和宋以后的传奇就不断写到这个题材了。
现我们来着重谈一谈人们认为极有讽谕意义的句子。诗句本不应该孤立地看的，必须与整体结合在一起，这是论诗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还是提出来分析一下。诗的开头有句“汉皇重色思倾国”，意思是，唐明皇想找一个顶漂亮的女人。论者多认为此句有严肃的批判意味，其实不然。重色，即颜色为人所重；思倾国，即想得到足以倾动全国的最漂亮的女人。王维有《西施咏》诗，开头两句是：“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既然天下人能重艳色，为什么唐玄宗就不能重倾国之色呢?对于王诗，人们大概不会说天下人荒淫，不会说这句话有批判意味，而言明皇重色就有批判意味了，这公正吗?其实，重色、好色一类字眼，一般固然是贬义，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孟子就说过：“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一类的话(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周文王的祖父，文王功业的奠基人，《诗经大雅绵》对他进行了极高的称颂。孟子在这里是把他作为榜样来宣扬的，显然不含讽刺之意。朱熹在《四书集解》中释曰：“盖钟鼓园圃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所共有，而人情所不能无者。”可见，太王的好色是儒家所首肯的，是符合天理人情的。 白诗表明，玄宗专重杨妃，没有朝三暮四，这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这里重色与荒淫并非同义语。 因而，不能据此说作者意在揭露讽刺。
其次“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也成了主题矛盾说和双重主题论者当作有讽刺意义的论据。沈德潜就评此句是言“致祸之由” (见《唐诗别裁》)关于此句在刻划李杨的爱情上的作用，前面已经讲过。其实就是把它提出来说，也没有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为了爱情而不早朝的现象古已有之，早就见诸于古代文学作品之中。 《诗经齐风鸡鸣》就有描述。现在不妨把这首诗引录于此：“鸡既鸣矣，朝即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这里模拟一对朝官夫妻的对话，从而表现了二人缠绵相悦的爱情。妻子听见鸡叫，催丈夫去朝会，丈夫却推说是苍蝇叫，认为天还未亮。妻子看见天亮了再叫他，他却把晨曦当作月光。到了快散朝了，他还说要与妻子同睡一会儿。 朱熹给此诗作注日：“言古之贤妃御于君所，至将旦之时，必告君日，鸡既鸣矣，会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起而视朝也……古之诗人叙其事而美之。”朱熹说《鸡鸣》写的就是君王不早朝的事，这不和唐玄宗是一样的吗?朱子牵强地认为此诗是赞美后妃之德，但是从诗中人的昵昵耳语，装痴卖乖的情调看，赞美君妃之间的爱情更确切些。 有一点可以肯定，此诗没有讽刺的含义。 《鸡鸣》有后妃相劝一节，长恨歌没有写到，我们不能作杨妃劝过明皇上朝的推测，但也不能下杨妃没有劝诫的断语，从鸡鸣诗看，不愿早朝的是君主，后妃是被动的，劝了也未起作用。 因此，君王是否愿意早朝，与后妃相劝与否关系不大，从这个方面讲，长恨歌与鸡鸣中的君王不朝，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也不应一口咬定“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是旨在揭露讽。
由于有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一节，金性尧先生就断言杨贵妃充当了唐玄宗的牺牲品。 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先看原文。白居易写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里用“宛转”二字道出了杨妃对生活、对玄宗、对爱情的留恋和缠绵悱恻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唐明皇的心理。他以帝王之尊而不能救爱妃一死，心情的惨痛不难想见。而“血泪相和流”的悲切动人场面，我们能忍心说唐玄宗是把杨妃当作了牺牲品吗？唐代的诗人郑畋的解释倒是合乎情理的。他在《马嵬坡》诗中写道：“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云雨难忘日月新”是言杨妃虽死，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和日月长新。“景阳宫井又何人”，说的是南朝陈后主与宠姬张丽华，被隋兵逮住，身受侮辱而遗笑于天下。郑畋在这里把李、杨的行为与陈后主、 张丽华的受辱相比较，赞扬了前者而批评了后者。 我认为，从诗的整体看，郑畋的见解去是正确的。可见杨妃是为了玄宗、 为了爱情做出了最大牺牲，尽了一个女子所能尽的力量，后文中玄宗刻骨铭心的追念，也可以看出他经受了万分不幸的爱情的折磨。正是这些引起人们和诗人的同情，牺牲品之说是不对的。
《长恨歌》以杨妃之死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是得非常紧密的整体，不容许把它分开。只有生前极度相亲相爱，才有死后无穷无尽的思念；对死者的追念之切，反过来又衬托出生时相爱之深。诗的前一种部分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喜悦的色彩，是所谓“扬”，后一部分充满了死别的悲哀，即所谓“抑”，一扬一抑，才更深刻地打动人心。前一部分是现实主义的相恋，后一部分是浪漫主义的追求。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创造了一个美丽、神奇、复杂多变的艺术意境，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而构成这个混凝土结构式的艺术整体的钢骨，则是被作者极力赞扬的贯穿全篇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游国恩先生说：“读者往往爱其风情而忘记了鉴戒。”他本来是说读者不知道用矛盾主题去看这首诗的，但是，道出的这个事实却证明了这矛盾说的不正确。殊不知，读者的“爱”与“忘”的体会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作品内容在人们头脑的反映，是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对读者的感染，说明诗中的确存在歌颂爱情的主题，读者也确实抓住了它。
《长恨歌》歌颂爱情，歌颂纯洁无暇，忠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这个主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在德道上对两性关系的要求，把最高的统治者也纳入了这个要求之内，而不得违背它。所以一千多年来，为人民所喜欢、传诵，至今还拥有众多的读者。但是，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至上的观点，那种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沉湎于燕乐之中而忘记了工作的习气，那种因爱情受挫就失去了生活勇气的处世态度，都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男女所应有的，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周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