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伟
纵观《灭亡》发出“凡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都应灭亡”的杜大心,到《家》中作者“我要为过去那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冤’”①，再到《寒夜》中“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的汪文宣和 “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的曾树生。我以为巴金的作品是从激情抨击走到渐趋冷静谛视，而《寒夜》则寄寓了作者更为深刻的人生思索。
汪、曾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这种理想在令人惶恐不安的年代都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于是他们痛苦着，挣扎着，与社会抗争着。但因为“人抗击世界的恶、痛苦、不公正，渴求创生更好、更公正、更幸福的乐土，但是人却因此酿出不幸之因，造出恶的新形式。”②汪、曾是女权主义者，这也是他们以之与封建礼教彻底决裂的一种体现，他们因此走到一起，却因不曾举行婚礼而遭汪母的轻视。汪文宣挚爱着曾树生，就必须让她寻求自由，在看到陈奉光和她在一起时，一种本能的“性嫉妒”竟也全然被压抑住了。汪痛苦、徘徊在得爱与失爱、母亲与妻子之间，“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堕落到这个地步”、“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该受罚”。曾也并不幸福，“她（指汪母）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你（指汪文宣）为什么太老好”、“你只会哭！”、“你只会用哀求的眼光看我……你打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怎么，他（指小宣）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曾树生自以为扮演的是个儿媳不象儿媳的人，其实她更妻子不象妻子、母亲不象母亲。“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③。他们二人在这样的世界里浑浑噩噩地活着。
汪文宣为何没有再走？这种试图调和婆媳关系的方法为何总是无效？甚而使双方怨怒更深？他除了死掉还有其他的出路吗？按马斯洛的健全心理学来看，生理需要中的汪不够健全，陈主任还引起他的“性嫉妒”；社会动荡、严重的肺病无不使之少安全感；在母与妻的选择中实属不可得兼，归属和爱是不健全的；不被工友认可，甚至曾被他们联名排挤，哪里有尊重可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所以，自我实现又从何谈起？也就是说，他的各种需要都没有满足。剩下的只是唠叨：“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我也是个人啊”。那么，他为何没有再走出去呢？如果他身体很好，会吗？不会。那是因为社会不允许他再“浪漫”一点儿，树生对他的爱已经自感“空灵”。他只有被重重地摔在无情的现实中。他哭也可、醉也可、死也可，就是不得逃避。他只有屈服！毕竟汪母的母性是不能替代树生的妻性的，反之亦然。于是他想调和汪母与树生，甚至想调和树生和社会。他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双重人格”！“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过去的横竖已经过去了“。这种屈服后的调和却直接被树生看作是软弱，老好、懦夫，被汪母视为没有骨气。何况婆媳之间总是格格不入，逢见必吵。汪母毕竟没有嫌弃他，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树生也在走与否间徘徊了数日，走后也一直寄信与他、寄钱与他，终没有答应陈奉光的求婚。她们都珍爱着文宣。但这两种对汪文宣的爱是不能同时保全的。汪母恪守旧道德，而树生寻求幸福，有新思维。他独得一方，自然就失却另一方，而得到双方的爱就意味着失却整个的爱。一个近于冰冷的身躯是多么需要呵护！然而，事实只能如此！“她们不愿他死……，却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巴金：谈《寒夜》）
树生走掉了。他一再恪守尊严而不用她寄来的一分钱。他是想盼望树生回来，以此来向她证明：我是确有骨气的！可这只能使他本已羸弱的身体一再衰弱下去。汪母取钱却使他仅有的一点尊严也丧失了。肉体已经死掉了，精神上也死掉了！确实没有人理解他，然而理解后又有什么作用呢？生活依旧是灰颓的,如汪文宣的脸色一样。
汪文宣无疑是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死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中当然也存在性格弱点。他对树生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一直到最后。但是“爱情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在弱肉强食规律的气氛中只能死亡。”④他由于各方面能力的缺失，造成他精神上的失衡，爱又不能爱，恨又不能恨。“其时，耻辱已变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⑤走出去的子君、涓生又怎样呢？“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可是走了后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⑥他不肯“堕落”也不肯“回来”，就只有苟且地活着。
曾树生的性格更具有复杂性。曾经与汪有着同样理想的她，经历世事后为何却与汪完全相反？“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巴金在自评曾树生时曾说“她从来就不曾为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我以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她为改变这种生活斗争过，甚至是一直都在斗争，只是这种行为表象有悖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难道汪文宣从某种角度说不也是在逃避吗？只是他“心远”，地不能“自偏”而最终“心”屈服于“地”罢了，只是汪的逃避的表现没有抵触中国的传统道德。《伤逝》中的子君甚为可爱，她若成为“花瓶”，涓生就一定一直不高兴吗？与其让子君凄美的死去，不如起来走向新天地，只要不违本心，不失高远之志。曾树生就是这样的人，她走出去了，没有违背善良、也深爱着文宣（并不曾应允陈奉光的求婚）、让文宣“走出去”（一味地报怨的目的正是这样）。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当代学者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的《良知的 弹性》一篇中写到：所谓人类的幸福，也许仅仅只是以对于自由的那么一点向往，尽力抵制制度的单一，冷硬和残酷，求得一点自由的空间，让人性的丰富性得到一点有限的喘息和伸展。……看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有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民众有没有足够的品质、素质和良知用以构成抵制残酷制度的压迫与戕害的弹性体系。曾树生正是这种“弹性体系中的一员，她身背不孝不洁之名而勉强维系这个四口之家，但汪母嫌弃她、文宣懦弱、小宣刻板。她面对这种家境中无爱或有爱难伸的状态，她还会于此久居吗？然而她“地偏心仍远”！
马斯洛说：“我们发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应当记住，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这种安全需要，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它也没有消失。……因此，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象‘高级价值’一样的情况一样。”⑦这段话用在曾树生身上恰如其分。也就是说树生之“高级价值”的实现是需要“安全”来支撑并不断满足的。她的家中如此状况，“安全”何在？她也曾不断地调和与汪母之间的矛盾，力图营造仅有的“安全”的港湾，但汪母固执不化甚至有些迂腐的语言、行为使她冷却再冷却！所以，她只有选择所谓的“逃避”来实现她的“高级价值”。
汪文宣、曾树生他们都需要安全、从属、亲爱关系和尊重，但每一方只能由对方或他人来满足，即只能来自个人之外。“这种依赖状态下的一个人，确实不能说他统治着自己或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他她必须感激满足需要的供应来源。他人的愿望、狂想、规则和规律支配着他她，而且他她必须对它做出让步，以免损害了他她的供应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他她必须是‘他向的’。这就是说，他她必须调整和适应，依靠发展灵活性和反应以及改变自己来适合外部的情况。”⑧汪、曾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双方伊始都能从对方满足自身的安全、从属、亲爱和尊重，尽管这些需要是有些“乌托邦”式的。随着社会的动荡，家庭矛盾的日益恶化，这些“需要”动摇了，给予对方的需要局限了，甚而扭曲了，乃至破灭了。不能武断地说他们二人谁先给予对方的需要少了起来，因为之二人的结合之初就预示着结局的到来。也许共同的梦想尚温，但“需要”的确动摇了，因为树生因文宣的“老好”，感到了爱的缺失，这种所有“需要”的根基的缺失！这时陈奉光又钻了现实造成的家庭矛盾中的空子。他向树生展示他的狂想、规则和规律，更以“现实中的爱”为根基，树生怎能不为之动摇过？汪文宣总向汪母表明：树生不是那种人！但树生的那种迫于社会、家庭形成的“真空的爱”对文宣会起到满足“需要”的作用吗？汪、曾之间真正能保存的也许只能是那段旧有的、曾为之不顾一切的纯真情怀！但世事难料，那样至高无上的理想居然在现而今被击得粉碎，那还能有什么不能被粉碎呢？文宣只能想保存着那份旧日情怀，是那样的执着，给树生以自由、幸福，但汪母对他二人之过去又总是鄙薄、冷眼，总是念念不忘、旧事重提。这自然加剧了婆媳矛盾，却也更刺伤了文宣视之如命救命稻草的心。
汪文宣、曾树生没有像子君、涓生一样不知道爱情的幸福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解放而单独地实现的，他们是有社会革命的伟大志向的，然而囿于社会的压力，他们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文宣的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办法，树生的“逃避”只是将痛苦的表象冲淡了，同时将更为痛苦的结局的到来拖延一些时日罢了。无论是反抗过的、懦弱的、正在反抗的都要死掉！
这真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在死寂之中！
巴金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或曾有着火热的革命激情的。因为作家的经历与国家命运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密切关系，因此对现实生活的人情世态的体品，他能够穿透现象把摸到本质。作者虽没有扛枪作战，却始终有着战士的气质和诗人的修养。
巴金的创作总是有很高的激情的，然而这篇小说却是另一种风格：凝重、滞涩。作者并没有将主人公放在类似《家》的背景上。如果说觉慧的出走为死闷的大家族添上一笔生命的彩虹的话，那么这《寒夜》中的三个人的世界却永远压抑、痛苦，而丝毫没有解救的办法。巴金在《〈爱情的三步曲〉总序》中说：“我的生活里是充满矛盾的……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是的,生命中不能只有激情，但又不能没有激情，还需要冷静，冷静是激情的再整理。“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这是他的战斗宣言。他一直在困惑着、思索着、探寻着。汪、曾即是他冷静思索中的产物。作品中的人物走向末路，然而巴金并没有走向末路，巴金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在精神历程中揭示灾难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对自己的否定、内省和超越，正像摩罗说：“ 巴金是一个在精神上全面觉醒的人，他知道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具有什么品性，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拥有这些，实践这些”。他的一切著作都是因感受着人间的罪恶而苦恼，为着全世界人类的不幸的命运而痛哭。而且他的每一篇著作都可以给每一个青年人带来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巴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恐怕是谁也不敢加以否认的吧?但，惟其因为是伟大的，所以总是苦痛着的。但丁是这样，鲁迅是这样，而我们的巴金先生也是这样。
这伟大的作家永未抛弃过他的指斥罪恶咒诅横暴的笔，他永远用他底苦痛的灵魂来使青年感动，教每个青年去怎样爱人，救人。
总之，巴金在觉悟着民族的灵魂，而使之“向上”“奋斗”这一意义上说，巴金是有着他底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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