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91年离休前曾任《大众日报》的副总编兼纪委书记。所以，在全国有些著名书画家来报社进行文化交流时给父亲留下了一些“墨宝”。有的父亲装裱了以后在家里还悬挂过呢，这一点报社的有些离休人员都见过。当时任报社党委书记的王焕清老人现在还健在，他应该能记得有哪些著名书画家给我父亲留过“墨宝”。记得有一次我在父母家，看到他把吴中奇以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而写给他的一个“龙”字装裱后挂在墙上而闲谈时;父亲还说过“刘海粟还给我画过一只牡丹呢”。
因为个人历史平反的问题，齐白石的关门弟子毕颖之曾多次找过我父亲帮忙;有一次晚上8点左右我回家看望父母时发现墙上临时悬挂了一幅长和宽都超过一米半的、没有装裱的一只母鸡和一群小鸡的图，父母解释说：毕颖之又来我们家了，他刚走，这是他送的画。
2000年10月6日我生母去世，同年，时年74岁的父亲通过婚姻介绍所与时年59岁的E认识并办理了结婚登记。2005年4月24日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属于我的房产、家具、十几幅字画等财产由我的子女继承”的遗嘱。但是，2005年5月27日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回家为父亲办丧事的时候，父亲的邻居们告诉我们：E已经用出租车拉走了好几车财产：当我们进到屋内大体清点财产时，能发现和知道的是：空调、彩电、微波炉和名人字画没有了。因为E把我父亲的户口本和身份证等一切证件都带走了，所以在需要派出所开具“殡葬证”的问题上就遇到了麻烦，对此我们对派出所的警官说“那么我们按家庭被盗报案吧”，警官让我们找管地段的警官……
给父亲办完丧事后，6月2日我重新到科院路派出所就父亲收藏的名人字画下落不明的问题报案，派出所的人做完笔录后告诉我：这是“家庭纠纷”案，让我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的不同看法如下：
1：通常发生了一件财产不翼而飞的情况后是应该到法院去报案吗?所以，我在6月2日到派出所报案而接受笔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是：做笔录的警官坚持“家庭纠纷”的说法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想当然的看法：E既然转移了其它财产也一定包括那些名人字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E一直坚持“俺没有见过那些字画”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们在法庭上出示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我父亲确实收藏过那些名人字画，那么，如果E在法庭上来一个“可能董观龙在和俺结婚前他就把那些名人字画都送人了”的推理后，让法庭怎么办?又让我们怎么办呢?可能法庭还是建议我们再到公安部门申请立案侦察吧?
2：如果到报社宿舍来了解一下，人们还会提供另外一个事实：我父亲与E结婚后，在24小时都有保安人员在宿舍区值勤和巡逻的情况下，惟独发生了我父亲家的储藏室被撬盗的情况!在人们“没有外人作案”的议论中，隐含着就是田家人作案的意思。尤其是在我父亲住院半年的时间里，在我们董家人日夜陪护在父亲身边的时候，E的女儿田辉和儿子田军等人就经常住到我父亲家里来陪伴他们的母亲(这一点报社老干部处的处长和司机们也是知道的)。如果是E已经是40岁左右的子女或者另外的人偷走了那些字画的话;是否也是“家庭纠纷”呢?现在在没有经过立案侦察的情况下，凭什么就可以断定是E拿走了那些名人字画而做“家庭纠纷”的处理呢?
3：就算是E承认拿走了那些名人字画而不属于财产不翼而飞的情况，那么，按照以上《XX节目》的当事人D的行为是盗窃行为的案例来说：E偷拿走了属于我亲生父母的“共同财产”的这种行为也应该返还吧?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谁也不承认拿走了那些财产的情况下难道不属于盗窃行为吗?
总之，我们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次序和社会公德的，大多数人就是通过法律对一个个违反社会次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作出应有的惩罚后来理解法律的公正性的。
难道我们的法律容许一个贪财的女人嫁给一个正厅级离休干部4年后，就使这个离休干部去世后一生只有不到100元的银行存款?
难道我们的法律容许发生了一件价值20万元以上的财产不翼而飞的案件后，一个“家庭纠纷”的结论就可以使盗窃分子逍遥法外了?
最后，万分盼望济南市的执法人员能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习惯”侦察到这价值20万元以上财产的最终下落，我本人也愿意承担法律上因为“报假案”而应有的惩罚。
以上申请当否?请各位警官指点。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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