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词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

白居易诗词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

　　白居易光辉灿烂的伟大诗篇不仅在一代代中华民族子孙中流传下来，鼓舞和激励着汉民族的子孙后代，还带给日本的古代文学深远的影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诗词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时期产生于唐朝，作为中晚唐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虽已经无法达到盛世气象，但是他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和文学造诣，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诗名，更是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一海之隔的日本国，促进了古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对其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白诗传入日本

　　据正史记载，白居易的诗首次流传到日本是在公元838 年，以大宰少贰藤原岳守将从唐朝商人那里得到的《元白诗笔》献给仁明天皇为始。但是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此之前，白居易的诗歌就以口传书抄等形式传入了日本。早在白居易还在世之时，他本人就知道自己的文学作品已经流传到异国。在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所写的《长庆集》后记里写道“集有五本，一本在卢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适值诗人逝世前一年。白居易还在世时，他的文集就已经传入日本。而自从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正如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所写：“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当时日本的著名诗人具平亲王曾作诗称赞逆：“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也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本朝丽藻》中说：“本朝诗人才子无不以白氏文集为楷模矣。”由此可见当时白居易诗歌之风靡。

　　二、白诗在日初期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而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是菅原道真。菅原道真写过《寒早十首》，其一为：“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这十首描写寒早的诗，无论是其诗歌题目和体制都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这是最初较为青涩的模仿之作，虽形式相类，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与白诗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的不一致。而后的岛田中臣的诗模仿之作似乎更进一步，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而岛田中臣的临摹之作《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不是山家是释家，危峯望远眼光斜。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两者一相对比即可以看出其对于白诗在意象上的再溶解和利用，显得更加灵活一些，而不再限于对于白诗形式上的模仿了。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枕草子》中最能体现出白居易诗歌影响的是在280段里面的这样一段描写：在一个雪天里，中宫定子和服侍她的女房(女官)们围炉闲话，中宫说 “香炉峰雪今如何”，清少纳言便立即将帘子撩起，中宫为她的机敏与才学大悦，清少纳言也因此为自己博得了极大的面子。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之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更是密切，据资料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庄子》、《史记》、《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的一开始，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书中写到：“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原本形容杨贵妃花容玉貌的“太液芙蓉未央柳”，在桐壶帝的眼中跟自己心爱的宠妃桐壶更衣相比显得那么单薄，以此来凸显桐壶帝的用情之深。而在桐壶更衣不幸死去之后，桐壶帝的心情也跟失去杨玉环的唐玄宗非常之神似，虽没有“雨霖铃”般凄冷的寒苦之思，却也同样刻苦铭心，发出“天命如此，抱恨无穷!”的痛苦感慨，与《长恨歌》里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脉相承。紫式部不仅可以相当随心地运用白诗里描写爱情的诗句，对于白居易在贬谪时期表现内心苦闷和寂寞的诗句也运用得相当不露痕迹。在《须磨》卷中有一节描写源氏公子在被流放之时的一个夜晚，遥望三五之满月，不禁无限往事涌上心头，回忆起过去经历的繁华逍遥，对今时之盈月怅惘若失，遥想京城景象，怀念自己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女人们，以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使闻者照例感动流泪。这首诗原来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赠答诗，在这里却被紫式部吸取再改造，爱情友情同样适用，感人之情并未分毫削减。在《源氏物语》里经常能感到白诗的存在，但是并不使人感受到有任何的突兀。紫式部往往用白诗的字句表现出了自己想要展现的思想内容，并不是拘泥于一格，这也是为什么《源氏物语》有那么多引经据典之处却气脉无滞的根本所在，这是属于紫式部自己的创作。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白居易和唐代文学对紫式部本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力，正如川端康成指出：“倘若没有前一个时代早就引进唐文化，并一直延续下来， 就不会产生《源氏物语》。”

　　四、白诗热在近代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曾一度落入低谷，可是随着日本近代以古文辞学派为代表的拟唐、拟明诗风的衰颓，平明浅近的诗风藉此气运重现抬头之势，白居易诗又重新在江户末期和明智初期显示出其生命力。在日本近代掀起重新肯定白居易诗歌，以大沼枕山的诗歌为代表。与前代文学不同的是以其摄取范围不仅是其“闲适诗”而将范围扩大到了“感伤诗”和“讽喻诗”。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白居易诗歌成就评价极高：“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 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 。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枕山对赵翼不仅十分熟悉，而且颇为推赏，故我们可以推测他可能对于白居易诗歌持相似的肯定态度，这点在他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出。枕山在《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四首之三中提及： “乐天开口即成章，千古中郎得此方。刻画不追李王迹，直从游戏入三唐。”其诗将白居易与袁宏道并举赞赏，认为他们都能从为坚持雅正的文人士大夫所不屑的平常甚至琐碎之语中道出生活的真谛。

　　枕山最喜模仿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体，如：太平海静无戈船，广庭百戏簇曼延。算自元和至弘化，士民抃舞二百年。其诗句俨然是对白居易新乐府《七德舞》的模仿，可是又与白诗明显不同的是，枕山的诗歌中呈现出一派升平的溢美之辞，并无半点批判现实之意。而白居易却显然不同，即使是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他也会去深入思考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危机和困境，表现出深刻的担忧和思虑。这也与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用“讽喻诗”等题材里面的诗句进行景物描写，而自动过滤掉其思想内容有着相同的道理。日本文人始终同中国士大夫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们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严格的儒学教育，不可能将白居易那种始终“心怀天下”的不变追求作为自己的理想。所以日本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显得更加的纯粹和个人化。

　　五、结束语

　　由于日本民族上述的特质，可以说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必要的营养和经验，但是这也同时也是一个跳板。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着汉学养分的时候逐渐走出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一条路。“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的诗学价值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具有发掘精神艺术的价值，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正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拓展：白居易简介及个人作品介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称香山居士，河南郑州新郑人，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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