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时间:2025-01-07 10:45:01 丽华 杜甫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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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一些耳熟能详的诗歌吧,诗歌具有精炼含蓄的特点,起着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作用。还在苦苦寻找优秀经典的诗歌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欢迎大家分享。

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纵观杜甫一生所创作的诗歌,尤其是叙事诗,以叙事手法开展抒情,成为了他常用的诗歌表现手法。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时期,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性、写作手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诗前期诗歌作品以自信、雄浑的特点迎合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安史之乱以后,盛唐由盛转衰,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他以深沉的思想去观察现实,诗歌风格也渐渐偏向于叙事些事,这些做作品以“三吏”“三别”最为出名。他还创作了诸如《兵车行》、《丽人行》、《北征》、《羌村三首》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经典诗歌。这些风格题材多样的诗歌或思想深沉,或批判现实,或反映时事。其诗歌的叙事在浓烈的抒情中显得更加沉郁,他的这种诗歌写作手法使杜诗在唐代诗歌中别具一格。

  一、以抒情为主,叙事简单

  杜甫在前期诗歌创作中,多以抒情为主,其中蕴含简单的叙事痕迹。这时期,杜诗的叙事成分不重,多以送别诗、游历诗、宴会诗为主。这些诗歌的抒情性很浓,具有简单叙事的特点,诗中的叙事成分多因为诗歌的抒情需要而被简单化、修饰化。事实上,诗歌创作者把是某个事件当做现实情形表现出来,而且会以这个事情来表现自己。即兴诗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杜甫的《行次昭陵》《游龙门奉先寺》等诗反映出了作者为了凸显诗歌主题,会将作诗的目的和事件以动宾结构陈述短语表现出来,完美地融合了诗歌的抒情与叙事两大特点。另外,杜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景物来客观叙事,以情感来主观表达。这种以真实景物反映真性情的写作手法要求诗人需要有一定的写作境界。要想写出好的诗歌,不但要精巧创新才能写出特色。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那些难以描写的景物,于诗歌语言中表现出不尽之意。杜诗在诗歌中运用描写性语言把这种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描写性语言不同于陈述性语言,其动名词具有说明性和形容性。诗歌中的实在性和想象性因为这些动名词的巧妙运用而变得更加感人。例如杜甫《春望》中的“城春草木深”这句就以丰富的感情描写出了客观景物,语言也是双重性的。

  二、以背景式叙事为主,叙事全面

  杜诗在诗歌叙事中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历史事件或者以史诗方式来进行社会全景式描写,不是根据人物或者事件来进行描写,这样更有利于展示整个社会情境。黑格尔认为西方的该类型史诗不能圆满刻画社会情境,尽管这些描写具有层次性,可是还是不能完整地个别事迹的重点,重点性不突出。但是,以杜甫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都是以小角度来呈现全局观,以诗题来引领全诗内容,而诗歌的重点内容便是根据诗题来进行发散描写。因此,杜诗的全面性背景式叙事描写与诗题、内容是有机统一的。安史之乱以后,杜诗作了大量叙事诗,大多都以全面的背景式叙事来揭示诗歌主题,展现诗歌内容,表达他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对社会的深切关注。

  三、以戏剧性叙事为主,叙事单一

  从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诗在叙事艺术中还表现出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深刻表现某个历史事件时,会深入事件的内部进行叙事描写,例如“三吏”中的《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中的《新婚别》《垂老别》等。这些以汉乐府形式创作的叙事诗中的人物行为、语言、思想被诗人匠心独运地置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给读者呈现出了戏剧效果般的简单历史场面。这些叙事诗题材新颖,内容以简单的社会生活场面作为历史再现,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类叙事诗尽管是以汉乐府手法写成,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因为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将社会问题包含在典型事件中,用记言的方式描写人物和事件,全诗具有戏剧性效果,场面性和片段性分布其中。

  四、以完整叙事为主,叙事客观

  杜甫的上述诗歌叙事艺术是对我国古诗特点的深刻反映,即抒情精美,叙事并不是重点,特别是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杜诗中以汉乐府形式写成的叙事诗中主观情感反映强烈,没有深刻的情节叙事,人物形象描写也比较简单。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诗歌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诗歌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的创新是因为客观社会生活的变幻无常引起的。杜甫的叙事诗方面的集大成使他的诗歌在客观生活叙述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杜甫的叙事诗的社会视角广泛、历史意识强烈,他将社会现实写进叙事诗里,并运用多种方式在诗歌中完整叙述了客观故事,也因此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伟大诗人。

  五、结语

  杜甫在叙事诗中对叙事技巧的杰出运用,使其诗歌成为了我国古诗中的艺术瑰宝。在杜甫一生的叙事诗创作中,他始终是以天地万物的宇宙观来驾驭自己的艺术能力。他的叙事诗有着特别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包含了他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忧国忧民思想。杜甫的叙事诗因为其创作出发点不同而体现出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兵车行》中对朝廷的影射。杜甫的叙事诗有着丰富多样的叙事手法,他一生都试图追求诗歌对生活的客观、完整叙事。杜甫叙事诗的叙述表面看来是主观的,但是诗中诗歌的内容和叙述者的身份是相吻合的,运用了始终如一的内视角,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没有超过叙述者的所了解的知识范围的内容,给读者以可靠的的叙述效果。叙事的可靠性强化了诗歌内容的客观性,使得杜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

  杜甫的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拓展:

  【杜甫的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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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纵观杜甫一生所创作的诗歌,尤其是叙事诗,以叙事手法开展抒情,成为了他常用的诗歌表现手法。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时期,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性、写作手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诗前期诗歌作品以自信、雄浑的特点迎合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安史之乱以后,盛唐由盛转衰,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他以深沉的思想去观察现实,诗歌风格也渐渐偏向于叙事些事,这些做作品以“三吏”“三别”最为出名。他还创作了诸如《兵车行》、《丽人行》、《北征》、《羌村三首》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经典诗歌。这些风格题材多样的诗歌或思想深沉,或批判现实,或反映时事。其诗歌的叙事在浓烈的抒情中显得更加沉郁,他的这种诗歌写作手法使杜诗在唐代诗歌中别具一格。

  一、以抒情为主,叙事简单

  杜甫在前期诗歌创作中,多以抒情为主,其中蕴含简单的叙事痕迹。这时期,杜诗的叙事成分不重,多以送别诗、游历诗、宴会诗为主。这些诗歌的抒情性很浓,具有简单叙事的特点,诗中的叙事成分多因为诗歌的抒情需要而被简单化、修饰化。事实上,诗歌创作者把是某个事件当做现实情形表现出来,而且会以这个事情来表现自己。即兴诗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杜甫的《行次昭陵》《游龙门奉先寺》等诗反映出了作者为了凸显诗歌主题,会将作诗的目的和事件以动宾结构陈述短语表现出来,完美地融合了诗歌的抒情与叙事两大特点。另外,杜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景物来客观叙事,以情感来主观表达。这种以真实景物反映真性情的写作手法要求诗人需要有一定的写作境界。要想写出好的诗歌,不但要精巧创新才能写出特色。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那些难以描写的景物,于诗歌语言中表现出不尽之意。杜诗在诗歌中运用描写性语言把这种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描写性语言不同于陈述性语言,其动名词具有说明性和形容性。诗歌中的实在性和想象性因为这些动名词的巧妙运用而变得更加感人。例如杜甫《春望》中的“城春草木深”这句就以丰富的感情描写出了客观景物,语言也是双重性的。

  二、以背景式叙事为主,叙事全面

  杜诗在诗歌叙事中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历史事件或者以史诗方式来进行社会全景式描写,不是根据人物或者事件来进行描写,这样更有利于展示整个社会情境。黑格尔认为西方的该类型史诗不能圆满刻画社会情境,尽管这些描写具有层次性,可是还是不能完整地个别事迹的重点,重点性不突出。但是,以杜甫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都是以小角度来呈现全局观,以诗题来引领全诗内容,而诗歌的重点内容便是根据诗题来进行发散描写。因此,杜诗的全面性背景式叙事描写与诗题、内容是有机统一的。安史之乱以后,杜诗作了大量叙事诗,大多都以全面的背景式叙事来揭示诗歌主题,展现诗歌内容,表达他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对社会的深切关注。

  三、以戏剧性叙事为主,叙事单一

  从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诗在叙事艺术中还表现出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深刻表现某个历史事件时,会深入事件的内部进行叙事描写,例如“三吏”中的《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中的《新婚别》《垂老别》等。这些以汉乐府形式创作的叙事诗中的人物行为、语言、思想被诗人匠心独运地置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给读者呈现出了戏剧效果般的简单历史场面。这些叙事诗题材新颖,内容以简单的社会生活场面作为历史再现,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类叙事诗尽管是以汉乐府手法写成,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因为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将社会问题包含在典型事件中,用记言的方式描写人物和事件,全诗具有戏剧性效果,场面性和片段性分布其中。

  四、以完整叙事为主,叙事客观

  杜甫的上述诗歌叙事艺术是对我国古诗特点的深刻反映,即抒情精美,叙事并不是重点,特别是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杜诗中以汉乐府形式写成的叙事诗中主观情感反映强烈,没有深刻的情节叙事,人物形象描写也比较简单。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诗歌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诗歌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的创新是因为客观社会生活的变幻无常引起的。杜甫的叙事诗方面的集大成使他的诗歌在客观生活叙述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杜甫的叙事诗的社会视角广泛、历史意识强烈,他将社会现实写进叙事诗里,并运用多种方式在诗歌中完整叙述了客观故事,也因此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伟大诗人。

  五、结语

  杜甫在叙事诗中对叙事技巧的杰出运用,使其诗歌成为了我国古诗中的艺术瑰宝。在杜甫一生的叙事诗创作中,他始终是以天地万物的宇宙观来驾驭自己的艺术能力。他的叙事诗有着特别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包含了他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忧国忧民思想。杜甫的叙事诗因为其创作出发点不同而体现出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兵车行》中对朝廷的影射。杜甫的叙事诗有着丰富多样的叙事手法,他一生都试图追求诗歌对生活的客观、完整叙事。杜甫叙事诗的叙述表面看来是主观的,但是诗中诗歌的内容和叙述者的身份是相吻合的,运用了始终如一的内视角,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没有超过叙述者的所了解的知识范围的内容,给读者以可靠的的叙述效果。叙事的可靠性强化了诗歌内容的客观性,使得杜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

  杜甫的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拓展:

  【杜甫的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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