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争臣论》
韩愈的《争臣论》是一篇从当时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评论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
争臣论
作者：韩愈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亻朁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韩愈我回答他道：“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经·蛊》的上九卦中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说：‘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象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就说：‘下大夫级别的薪俸’;问他的职责，就说：‘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而且我还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古人有话说：‘为官不是因为
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有的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书经》说：‘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韩愈我回应道：“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有的人说：“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韩愈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韩愈我说：“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解析】
这是一篇从当时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评论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作者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干预生活的勇气。而且后来的评论家都认为，本文所批评的'谏议大夫阳城在此后三年，改变作风，伏阙上书，挟击奸臣，多少得力于韩愈这一击之功。可见本文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的。
本文中心思想是要求人们忠于职守，反对因循敷衍，无所事事。这些原则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区别在于，韩愈论述的出发点是封建名位观念，是忠于封建帝王的。
本文采用的结构独具一帜，截然的四问四答，但又能紧密衔接，首尾呼应。并有驳有议，时开时阖，忽擒忽纵，从宽处带紧，又从逼紧处放宽。目的都在于促进阳子诤谏，而不是恶意的讥刺。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赏析】
本文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拓展阅读：关于韩愈的典故
(一)、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二)、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马说》的出现，正是表现韩愈的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痛斥昏庸统治者的愚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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