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模糊副词的妙用

鲁迅小说中模糊副词的妙用

　　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语言大师，其作品语言出神入化、鞭辟入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之令人拍案叫绝、过目不忘。这除了与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有关之外，更与他注重选词炼字有着很大的关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小说中模糊副词的妙用，欢迎大家阅读!

　　一、妙在形象地刻画人物

　　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给世界文学画廊增添了如孔乙己、啊Q、祥林嫂等多个典型性形象。模糊副词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

　　1、“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

　　此句是对孔乙己长衫的描写，作者着力刻画它的“脏”“破”。“脏”说明孔乙己好逸恶劳，“破”表现其穷。模糊副词“似乎”的运用进一步强调出孔乙己的懒散。既脏又破、“十余年”没补没洗的长衫，孔乙己却舍不得脱去，视它如命，就是为了标明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一个自命清高、穷酸迂腐的形象活现在读者面前。

　　2、“他(赵七爷)两手同时捏起拳头，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你能抵挡他么!”――《风波》

　　句中“仿佛”一词刻画了赵七爷得知“皇帝做了龙庭了”后得意猖狂之态。赵七爷“一个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竟然向一个寡妇(八一嫂)“抢进”，此种滑稽动作与其身份大相径庭，透露出他可耻的灵魂。模糊副词“仿佛”的运用巧妙地揶揄与讽刺了人物的思想行为，把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刻画出来。

　　二、妙在含蓄地揭示主题

　　鲁迅先生深感近代民众的麻木、愚昧，痛心于民族的落后，就借其作品进行启蒙教育，揭露封建教育的弊端，批判民族的劣根性，借此来救亡、救国、复兴民族。这样的主题贯穿于他的小说中。如：

　　1、“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

　　一个人是生是死是非常明确的，而此句中竟用了“大约”和“的确”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词语。“大约”表不确定，“的确”表确定，用这两个表面看似矛盾的模糊副词来说明孔乙己的生死，这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两词看似矛盾，实则表义精确，用“大约”是因为从孔乙己被打折腿后到咸亨酒店一直到现在，20多年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消息;说“的确”是根据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做出的肯定判断。两个相互矛盾的词语用在同一语境中互为补充，深刻地揭示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2、“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祝福》

　　“似乎又”与上文中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和大家谈她儿子阿毛悲惨的故事相照应。阿毛的故事，祥林嫂第一次讲时人们还颇感兴趣，有些老女人还“特意”来听。但不久，“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了，没有人愿意和她再多说一句话。知道柳妈给她出了“捐门槛”赎前世罪名的主意后，鲁镇的人才对祥林嫂“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但说话的内容“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仍是“嘲笑”她的再嫁，认为她不符合封建妇女道德。“似乎”一词写出了鲁镇的人前前后后对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不但不同情，反而作为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通过鉴赏他人的痛苦来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

　　三、妙在连用副词表达丰厚的意蕴

　　鲁迅小说中经常几个模糊副词连用，这并非是故弄玄虚或故作高深，而是表情达意的需要。如：

　　“我不知道阿Q叫什么，有一回，他似乎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他大约未必姓赵――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姓什么。”――《阿Q正传》

　　“似乎姓赵”，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经赵太爷一顿大骂。阿Q就不敢抗辩了。这是因为赵太爷使赵姓成了未庄的高贵姓氏，赵太爷说阿Q“不配姓赵了”未庄人也有理由怀疑阿Q姓赵的准确性――“大约未必姓赵了”。所以直到现在“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姓什么”。

　　一个人的姓氏是准确和明了的，鲁迅却用“似乎”、“大约”、“究竟”三个模糊副词来介绍，由于作者把它们运用在具体的特定的人物和情境中，便准确而又含蓄地揭示出阿Q卑贱的出身、低下的地位、麻木的神情，勾勒出赵太爷专横残暴的嘴脸，烘托出未庄阿谀奉承、欺凌良善的典型环境。三个模糊副词连用表达了如此丰富的意蕴，真让人叹服。

　　鲁迅的新体白话实践从翻译起步，他的白话翻译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已多为研究者关注，他对科学小说的选择显然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是对其“新民体”的回应。不过，《月界旅行》从头至尾文言成分渐重，《地底旅行》更是以文言为基础，对白中保留白话；尽管鲁迅《月界旅行辩言》中有“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幅”的解释，但他那代人在早期文白转换中的困境可见一斑。以近代白话中的常用虚词、动态助词“了”为例：《月界旅行》的前半部分中较为常见，但也同样隐现着其他表完成的替代词，如上古虚词“既”和“毕”。“了”在近代白话小说中已经被频繁且成熟的使用，鲁迅在这里的使用基本上是一种沿用；一旦他在后半部分以及《地底旅行》的翻译上大范围地退回文言，“了”字也就随即减少乃至消失。

　　除小说翻译外，鲁迅早期编译的科普或文艺类说理文字皆采用文言，这背后的文类自觉，可以说仍内在于旧白话的使用版图，同时昭示出新体白话必须面对和跨越的能力考验：能否承担多文类多文体的写作，能否恰切地表达现代主体的思想与情感？——旧白话的传统虽然悠久，但在这方面是甚为缺失的。

　　周作人指出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旧白话“专是叙事”，“最大的缺点却在于文体的单调”，他强调：“我们于叙事以外，还需要抒情和说理的文字”。]换言之，新体白话需要催生出适应“抒情和说理”的文体来适应现代表达。需要补充的是，亦是在五四时期，通行于今的文类“四分法”——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在流传进来的西方三分法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形成，它1919年在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首次亮相。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指出散文的白话传统最为薄弱：“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借物。……况且小说一种东西，只是客观的描写，只是女子、小人的口吻；白话散文的（Essay）体裁极多，很难靠他长进我们各类的白话散文”；郁达夫则直言“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四大文类中，小说和戏剧有白话传统，这使得对它们使用白话语体多少有所凭借，而文言传统强大的诗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十多年后，白话传统最为薄弱的现代散文被认为是“新文学成绩第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郁达夫在总结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谈到他所主张的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心”与“体”，“心”即“主题”或“要旨”，对应着现代人的主体状态和内在精神世界，而“体”就是“如何能把这心尽情表达出来的最恰当的排列与方法”，他紧接着写道，“到了这里，文字的新旧等工具问题，方始出现”：古代散文“体”之僵化，体现在“甚至于之乎者也等一个虚字，也要用得确有出典，呜呼嗟夫等一声浩叹，也须古人叹过才能启口。此外的起承转合，伏句提句结句等种种法规，更加可以不必说了，一行违反，就不成文”。那么，以虚词为语言面貌之重要标记，新体白话如何改造语词来构筑现代散文？当现代散文作者弃绝了旧文言的成式所限与余韵曲包、旧白话的狭窄使用与陈腔滥调，如何使用长短句、如何创造现代修辞、如何自由使用“的呵吗呢”、“了着过”这些意义空灵的虚词来促成现代的叙事、抒情和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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