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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的死因
说起张九龄,大家估计会想起李白,想起张九龄的诗歌,却没多少人知道他当过宰相,只因其诗歌造诣太高,他做宰相时的功绩反而被忽略了。张九龄,唐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字子寿,一字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
张九龄的诗歌当首推《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海上生明月”紧扣“望月”字,“天涯共此时”扣住“怀远”,起句自然,紧扣题目。颔联写,多情人怨恨着这漫漫的长夜,对月相思而彻夜不得入眠,这里写出多情人由怀远而苦思,由苦思而难眠。颈联写,灭烛望月,清光满屋,露重更深,久久伫立,思念远方的人。尾联,写因思念远人而不得相见,故面对月华情不自禁地产生把月赠送远人的想法。诗中处处不离明月,句句不离怀远,把月写得那么柔情,把情写得那么沉着,诗的情意是那么缠绵而不见感伤。张九龄的写诗功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他的《感遇诗》十二首也写得相当不错。
说起张九龄的身世,这来头就大了,他自称是西汉刘邦手下的名士张良之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无从考据。少时就很聪慧,七岁就开始写文章,中宗时期开始做官,到玄宗开元年假,拜宰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这大概是由于他出身岭南书生,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也合乎他所说的张良后人,想西汉留侯张良之姿,温文尔雅。
当上宰相之后,张九龄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选贤任能,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当时唐朝虽然是开元之治,但仍存在许多弊病,直言向玄宗谏言,要求以王道之治,代替霸道之治,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要开创一个像太宗那般的盛世,就必须严管刑罚,反对穷兵黩武,减轻徭役,扶持农业,使百姓生活富足,心灵满足,任用贤德之人,及时汇报各地情况,他的一系列政策管制,对开元盛世的拉开起了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
在朝堂之上,多次劝谏玄宗要居安思危,后宫中武惠妃得到专宠,多次想要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派人去游说张九龄,被张九龄据理力争骂退,维持了后宫中一段平息的时间。对于安禄山的谋反,张九龄可谓是最早预见到的人,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此前安禄山入朝奏事,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作战失利,他遂提笔批示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由此可见,张九龄在很早前就看出了安禄山是奸诈之徒,以后必然会作乱,建议早点杀了,但是玄宗最终不信,为了以示皇恩,反倒将其无罪释放。后来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盛唐迅速由盛转衰,玄宗逃往成都,途中思及昔日张九龄所言,追悔莫及。可惜,张九龄在李林甫的谗言之下,并未坚持多久,玄宗的轻易听信谗言,致使张九龄被罢相,之后更是贬为荆州长史。历史上很多名人宰相,要么死在流放途中,要么在流放地因病而死去。
张九龄也未逃脱这个圈,公元740年,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纠其根本原因,小编觉得是皇帝的不信任,导致积火难消,终日愁苦,毕竟大臣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大事操劳,贬斥贪官污吏,不顾性命地经常谏言,结果却因为皇帝偏信谗言,一朝被贬,流放他乡。任何文人在听闻时有感触,但都及不上亲身经历时的愁苦,那感觉估计就像是养了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一般,辛辛苦苦教育,最后还是被咬了。因此,积郁难消,久思成疾。
拓展阅读:宰相张九龄的风度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虽然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位,但内心对张九龄赞赏不已。此后,每逢有宰相推荐或者引见重要官员,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原来,玄宗最宠爱的惠妃向皇帝进谗陷害太子。玄宗大怒,就告诉宰相要废掉太子。宰相张九龄就引用历史上帝王废储引发国家动乱的教训,劝谏玄宗力保太子,最后还警告皇帝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玄宗无可奈何。惠妃无奈又悄悄派亲信游说张九龄,并暗示他帮助废黜太子,就可以永保相位。张九龄痛斥惠妃说客,并将惠妃的卑劣行径报告玄宗。玄宗皇帝被气得雷霆大怒,加上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诬陷。玄宗皇帝罢了张九龄的相,但对张九龄为相的“风采”却是赞赏有加。
像张九龄这样胸怀江山社稷,心系天下安危,而不计个人荣辱进退,甚至不顾自己生死得失,唐代宰相的风度随之翩然而至。唐代的524位宰相中,我们不仅能从“房谋杜断”的名相美谈中探寻宰相的气质,我们还可以从普通宰相的点滴史迹中领略有唐一代宰相当日的风度。
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深秋,武则天见宫中梨树开花就采了一枝,带到朝堂上给大臣看,大臣们都恭贺说这是祥瑞之兆。只有宰相杜景俭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是深秋季节,草木凋零,而这时候梨树反而开花,这是阴阳失调,气象异常,这是我们宰相的过错导致的啊。”说罢连忙跪拜谢罪。则天太后大为感动地说:“卿真宰相也!”是啊,宰相为百官之首,居股肱之臣,代君理民,而调和阴阳。杜景俭真有古大臣之风,与丙吉问牛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当朝宰相、谏议大夫裴夷直盯着唐武宗登基册牒(登基诏书),就是不肯签名认可,虽然后来被贬为杭州刺史也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他作为宰相对这次签名的利害关系以及产生的后果,肯定明了于心。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无谓的牺牲呢?因为,文宗皇帝病危弥留之际,大臣商定想从文宗的两弟弟中拥立一位“大者”(年长的)继位。安王李溶论年龄、辈分和才德既贤且长,符合“立长立贤”的传承原则。结果阴差阳错却迎立了另外一个弟弟——大个子颍王李瀍。文宗驾崩,颍王即位为唐武宗。他登基后,依惯例要发布继位诏书,向全天下宣告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可是,这个诏书需要全体宰相(唐代是集体宰相制)联合签名才成。而裴夷简正是看到武宗继承的不合法性,因而坚持“漏署”,其实是拒绝签名。虽然,他的拒签招致了武宗以贬官来打击报复,但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对自己职权原则的坚持与捍卫。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里程碑,而大唐宰相就是这座丰碑的基座,唐代宰相的风采是整个大唐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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