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背景
孔子①和柏拉图②都生活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已经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虽然两者都处于奴隶社会，但是孔子当时生活的春秋末期鲁国实行分封制、世袭制，“礼”自然受到格外的重视。而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则是商品经济繁荣，商业贸易发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了民主政治，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重视。相应的，和古希腊民主政治相伴随发展的是在思想文化上着重对自然规律探求。而与此有鲜明对比的是，受长期社会奴隶制的影响，孔子形成的思想体系和人事、社会、伦理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孔子与柏拉图形成了全乎不同的两种哲学体系：一个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人学哲学，另一个以“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哲学，他们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论。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和主体的个人经历肯定是分不开的。孔子虽然是圣人后代，但是到他已经是家境贫寒，靠母亲劳作维持生计，十五岁才志于学，拜能师，虚心好学，持之以恒，最终成就了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柏拉图也是贵族之后，不同的是他从小就养尊处优，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又从师苏格拉底，经过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后，终于成为一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不同的成长环境往往会使人形成不同的思想主张，孔子的教育思想就体现出平民性，而柏拉图提倡的则是贵族的教育。孔子和柏拉图都生活在乱世，目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他们都满怀救国意识，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出口。不同的是孔子看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强者为王，社会处于混乱之中，他一心想恢复周朝式的礼制社会。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像其在《礼记礼运》中所言的：“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指望通过正名、尊王、从周、复礼、德化的路径，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柏拉图则是融雅典的理性精神和斯巴达的勇士气概为一体，虚拟了“理想国”③。这个理想国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这个国家首先要具备智慧、勇敢、节制三个条件。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他们一个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个三下西西里，尽管就曾在政治上获得短暂的成就但是最后都化为乌有。就在屡遭打击，理想抱负不得实现的时候两位圣人都选择了教育。希望通过培养治国之才来实现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为此，孔子创办私学，柏拉图则创办了学园。
可见，孔子和柏拉图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各自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也受到不同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但是他们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又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性格命运，正是这些相同又不同的种种，形成了他们相似又相异的教育思想。
二、 试论孔子与柏拉图论教育目的
上文已经提到孔子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在那样的大同社会中人们是要行大道的，从私人到大众再到整个社会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要达到孔子心中的理想要求就一定需要一群集优秀的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丰富的知识内涵于一身的君子来构建。由此可见，孔子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而这个君子小到为身边人而服务，大到为国家而执政贡献。其实孔子的教育也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春秋末期，中国的现实让他深深的认识到人的真正作用，他希望君子的到来来统一社会。那么在孔子心目中到底对君子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在《论语》一书中不难看出，“女为君子懦，不为小人懦。”（《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对子夏提出的培养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士培养成君子。孔子曾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孔子的眼里，最高理想的“贤士”，是达到了“自知”、“自爱”、“自乐”的境界，从而与“天道”冥契无间、浑然一体的人。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作为一名君子首先要具备的就是有颜回这样豁达的心理状态。因为在成就一番作为的过程当中势必会经历万千阻碍，也可能抱负得不到实现，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基础即豁达的心态。这是孔子对君子的基础要求，这已经是平常人很难做到的视名利为浮云，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孔子心目中得君子绝不止步于此，在他心中仁、智、勇这三者是君子必须做到的，这在“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有所体现。其中最为重视的是君子的道德修养方面，注重“仁”，“礼”的培养。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除了要做到修己之外，还强调能够“安人”，“安百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者兼济天下” （《论语雍也》）。孔子保持着以上的教育目的，引导着他的教育之路，在其私学中为各诸侯国培育了不少有用的治国之才，也会后人树立了不少学习的榜样。
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如果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主体是人，他在政治上也主张人治，当然这存在着“人在政兴，人亡政息。”的弊端，那么柏拉图的教育主体是“理念”。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的工具，培养哲学家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柏拉图高度估价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是改造人性，陶冶德性，实现理想国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人们灵魂在理念世界中所获得的理性和美德，由于降生时和肉体结合受到剧烈刺激，出生后又为情欲所蒙蔽，因而失去了效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先天的理性和德性发展起来。所以，他在《理想国》一书中构建了一个培养统治者和军人的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这两种人经过三十五年的的培养，又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成为精英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和孔子相同的是，柏拉图也把道德作为教育的重点，培养一个有德的哲学家也是他教育目的的归宿。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一定是理性的化身，有睿智的头脑，强烈的武士意志。但是柏拉图不把工、农、商列入教育的目标之中，因为他的教育目的致力于培养执政的哲学家，这点显然柏拉图带着个人的思想情感，相必这也跟他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导致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带有政治烙印。
由此可见，孔子和柏拉图都认为在乱世之中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够巩固各自所在国的统治的统治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两人都将政治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也都非常强调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孔子追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备、心系天下、智勇双全的人才，他心中的君子是美德的化身，道德的典范，就算君王也要受到约束，服从道统，并且由此来检验一个君王的统治。而柏拉图追求的哲学王除了有高尚的道德以外，还要精通数理化等各方面的知识天才，并且他认为在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中，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这些不同也正反应出两者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