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 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 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 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 其他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一失足 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而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 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的尊严。
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 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 神圣。余秋雨作品
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 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 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外国对中国文化的盗版，是由我们的盗版开始的，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是和我们自己的不了解有关，我们首先错读了，外国才会错读。
文化不是学历，文化不是一些概念，文化也不是文言文，文化也不是古诗，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
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江湖为什么开心?因为江湖上没有法律。
只有章子怡和刘翔他们的牺牲，才能换来我们科学家的安静。
中国文化什么不好?就是一直没有戏剧?孔子孟子没有看过戏，曹操、陶渊明没有看过戏，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而且连苏东坡他们也都没有看过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