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男性铸就的女人悲歌论文
一曲男性铸就的女人悲歌论文
关键词：情人丈夫宗教悲歌
摘要：《红字》讲述了白兰的悲剧式爱情，她是一个抗争命运、追求幸福的女性，她的一生是在情人的叛逃、丈夫的报复、宗教与社会的压制下奏起的一首女性悲歌。充斥着浓重男权色彩的几种力量把白兰推到了苦难的谷底。
霍桑的《红字》命名为ScarletLetter（红字）,字母“A”和“红色”在小说中有多重的象征意义，“A”是通奸（adultery）、能干（able）、天使（angle）的首字母，但是红字更象征着异化（alienation）、孤独（alone）、痛苦（agony）红色是爱情的色彩，是反抗，是阳光，是白兰饱受炼狱之火的焚烧。白兰的一生中，没有胜利，没有获得，只是一个痛彻心扉的悲剧。
因为对爱情的追求，她违背了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一生都成为导师和道德家众手所指的对象，她是一个体现女性脆弱和邪恶情欲的典型，在刑台上、市场内、教堂里、豪门之家，她受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鄙薄和唾弃，尽管她外表美丽、气质高贵、内心坚强，但耻辱是永久伴随她的；正是因为人们对她的不齿，所以她是孤独的，孤独得对于社会无所依附，在接受世俗的审判时，她永远是孤独地承受痛苦，最后她依然是被爱人孤独地留在尘世，孤独地死去，孤独地在另外一个世界存在——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如果这些她都可以坚强忍受，可以义无返顾地与力量远胜于自己的敌人抗争，争取幸福，但当她的爱人告诉她，他永远也不会与她在一起，哪怕是死后——他的精神是属于上帝的，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用鲜血所勾勒的未来，用痛苦所浇灌的幸福，却一切成空，最后一刻来临的绝望是摧毁这个女人最锋利的匕首；从人性的角度看，白兰有强烈的反抗性格,但她又不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强烈的宗教情感强迫自己相信自己对上帝的“真诚”；她以自己的苦行和克己助人的善行洗涤自己的灵魂；重回波士顿后,她主动戴上了红字,不是出于外界的压力，而是她发自肺腑的忏悔，可以说，与世俗社会有形的折磨相比，宗教对于人性通彻骨髓的扭曲是白兰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最大悲哀。
作者在讲述白兰的悲剧时，更揭露了这个女性悲剧的始作俑者——一个男权社会的真实面目。在这样一群形形色色的男人包围下，白兰展示了自己的美丽、坚强、个性与反抗，如果说她是一个经历了炼狱的焚烧、大山的重压，而盛开在灰暗世俗下的一朵红艳的玫瑰，那么这些男人就是吞噬她鲜活躯体和灵魂的烈焰，就是压迫她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巨石。她有过一个女人生命色彩最绚烂的怒放，但她的一生就在男人铸就的阴暗世界中褪色、枯萎，她因为他们而生存，但也是因为他们而毁灭，在这些规定着她悲剧轨迹的男性中，有她尘世生活中的合法丈夫，有她灵魂上所唯一皈依的情人，更有充斥着男权色彩、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摧残她的宗教和世俗社会。
一、亚瑟·狄姆斯代尔牧师——神衣掩护下的遁世者
他是虚伪的，他几次公开劝导白兰供出通奸者，希望白兰可以接受上帝的教化，甚至不断提及自己的爱人胸前所悬挂的“可耻的字母”，但是他自己清楚，自己就是这个逃犯，他深情的劝说、指摘、教诲，不是对他的宗教身份的讽刺吗？还有，由于他无法忍受道德的强烈谴责，夜不成寐，来到白兰当年示众的刑台，几乎崩溃的他进行了一场自欺欺人的赎罪表演，但破晓来临之际他就又落荒而逃了。
他是游离的，他应该对白兰有很深的爱恋，否则他不会贸然冲破自己虔诚宗教徒的道德底线，但在事情败露后，他心中却充满了悔恨和自责。最后，白兰提出一起出逃，他惧怕、彷徨，然后是兴奋，甚至要做一些以前在他看来大不韪的事情，但是当他得知出逃计划的破灭时，他又没有什么悲哀，只是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活，摆脱他给他自己、给白兰设置的羁绊。从头至尾，他一直是在人的自然属性和一个牧师的宗教属性中来回摇摆，从来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他是软弱的，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勇敢地为自己和爱人承担过什么责任：公开不公开自己的罪行由白兰决定，逃离还是留下由白兰决定，在他听说了医生的真实身份时还对白兰说：“为我着想，你比我坚强，为我想出解决的办法。”最后，他得知逃脱无望后，用尽最后的力量，做了一场精彩布道，然后在白兰的搀扶下，走上了刑台公开自己的罪行，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这也象征着他根本没有勇气像白兰那样面对自己的行为坦然地等待民众的嘲笑与唾弃，他只能借助宗教的掩护，以死亡来逃避惩罚。
他是自私的，自己的爱人在时时刻刻忍受巨大痛苦，而他却说“海丝特，你多么幸福，在胸前公开佩戴红字！而我的红字却在暗中烧灼”，在他得知医生的真实身份时，他的反应首先是对白兰的斥责：“你将一个病弱的、犯罪的心袒露给幸灾乐祸的眼睛，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你是对我有责任的！我不能原谅你！”当获知不可能逃离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以死亡摆脱尘世的折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爱情的斗争中他曾经为白兰的幸福做出过牺牲，为饱受荼毒的妻女的未来做出过考虑。
作为白兰的同案犯，同时又是深受教民崇敬的牧师，一方面，他不忍心让白兰独自承担由他们二人所造成的罪恶，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向公众坦白一切，在白兰赎罪的七年中，他内心备受煎熬，身心衰弱，最终成了与白兰爱情的叛变者，也成为诠释宗教神圣的牺牲品，他以宗教为避难所，在白兰的爱情悲剧中扮演一个不光彩的逃跑者。
二、奇林沃思——世俗幸福的掘墓者
他是丑陋的，他的丑陋体现在他的身体上，更体现在他的灵魂上。他矮小、残疾、阴暗，在他不断实施报复的行动时，他变得更加丑陋。他在漆黑的地下鬼魅般前进，他所期盼的是死亡和腐朽，所以他是一个掘墓者；另外，他“鬼头鬼脑”潜入他人的心室，窥觑别人灵魂深处的秘密，他是一个偷窃者，是笼罩在牧师身上的巨大暗影；当他扒开牧师的上衣发现那个隐藏的字迹时，他露出的是“疯狂的神情”，他所获得的满足甚至以扬起胳膊、用脚跺地来表达，他就像是猎取了别人灵魂的撒旦，是一个丑恶的魔鬼。
他是恶毒的，他给白兰和孩子在狱中送药，只是想获得更多线索，发现真相；他为牧师治疗，是为了用更加歹毒的手段，更加长久地摧残他的灵魂，他声称要尾随白兰牧师去往布利斯托尔，就是为了把他们的幸福泡影残酷击破。他是个面目可憎的禽兽，不断把利爪伸向牧师的精神世界，用最尖锐的毒针刺向他内心最薄弱的地方，对自己掌控下的猎物恣意蹂躏折磨，在猎物凄惨的尖叫中获得自身病态的满足。正如小说的第九、第十章的标题暗示的那样，他表面是个医生，但实质却是吸血虫，如影随形地粘着在牧师的精神上，让生命在他的贪婪吞噬中瓦解。 他是自私的，他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和白兰的意愿娶了她，他明白白兰并不爱他，自己也不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连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我怎能消受你的年轻和美貌!”但他却妄想让她来点燃他孤独凄凉的内心中那盏“缺少家室的火炉”，他的这种自私就等于把白兰送进了一个悲剧的序幕之下。但当他发现白兰的出轨时，他从没有去审视过自己的过错、自己对白兰的伤害，他所想的只是仇恨、报复，他是在完全自我地寻找自己感情的发泄，永远也不会考虑对方也是一个有感情需要的同类。
对于白兰的悲剧人生首先应该是从与他的婚姻开始的，又以他形如鬼魅的依附结束。在他设置的无爱婚姻里，奠定了白兰悲剧一生的基础，在他的疯狂报复中，白兰与牧师一步步走向黑暗，在他最后致命的摧毁中，白兰彻底跌入了不幸的深渊。奇林沃思是她一生幸福的掘墓者，他在黑暗的地下，贪婪地挖掘，凿穿灵魂的安息所，摧毁受害人最后的尊严，无休止地攫取充满死亡气息的战利品。
三、社会与宗教——人类悲剧的制造者
在白兰悲剧的制造者中，除了情人狄姆斯代尔与她的丈夫奇林沃思之外，更有一个背后更大的黑手，那就是宗教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的、充满男性色彩的两股巨大力量。在这一方面，作者很少有直接描写，但是在人物的刻画、事件的描述中，又处处充斥着这样的意味。
狄姆斯代尔牧师，在犯错后希望通过为教民们超度、对上帝忏悔、虔诚布道以达到内心平安，但这种奢望却一天也未得到过满足，黑夜里天际显现出巨大的“A”，他前胸所隐现的“A”，这都是他的精神主宰者对他的宣判，虽然他已失去人的自然属性，成为清教教义的工具，但是他坚定的宗教操守不能给他带来片刻的轻松，他灵魂的主人没有放过对他的严惩，最终他只有以死亡来谢罪。从这一点来看，宗教是残酷无情的。宗教的苛刻和冷漠把信奉它的牧师与白兰推到了耻辱的前台，用他们对它的虔诚刺穿他们的灵魂与生命，用鲜血和死亡为自己的教义加注。
当牧师在常人的天性驱使下犯下“弥天大错”时，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正视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求——宗教的束缚不给他留有任何的空间去放飞天性。即便是在白兰退到最后的希望底线，问他可否在死后与她的灵魂一起时，它的答案也是“不”。所以他的思想是牢牢被宗教所辖制的，他认为对于宗教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都是不被允许的，他不敢于面对尘世间真实的生活，不敢追求、不敢负责、不敢失去、不敢反抗。我们也可以假想他和白兰逃离成功，他可以带给白兰想要的真正的爱情吗？不会，因为宗教已经腐蚀，扭曲了他作为“人”的属性，扭曲了他的行为，扭曲了他的生活，更扭曲了他的灵魂。
从始至终，宗教信仰不断提示他的过错，他灵魂的主宰者时刻鞭挞他，叫他得不到一丝解脱与安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完成了对上帝的最终皈依，但是他的皈依是在自己没有揭示自己的真实面目下进行的，是在牧师的外衣笼罩下进行的，所以宗教的感召是虚伪的。在临终忏悔时，他也是在白兰的搀扶下，才走上那个受辱、坦白的刑台的，他自己无力完成对自己的超脱，虔诚的宗教信奉者却要在一个真正的凡人的帮助下才可以正视自己，所以说，宗教在荼毒了他的精神空间，要求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后，并不能从根本上结束他的痛苦，这于宗教标榜自身所具有的拯救、提升、极乐的法力是一个巨大的嘲讽，宗教对于人的幸福的获得是苍白无力的。
白兰，一个没有什么宗教头衔、社会地位的一个受压迫的弱女子，她的一生正如她的墓碑铭文所说的那样是“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她在灰暗压抑的男性世界中，绽放了一个女性生命的鲜活与美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了短暂的美丽，宛如一丛“缀满蓓蕾”的红色野玫瑰，将“黑色”的世界映衬得越发阴暗。她在男性设置的背景下，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曲女人悲歌：在合法婚姻的背景下，男人给予女人的是占有、践踏与毁灭；在爱情的激励下，女人看到的是男人自私地索取、虚伪地付出、懦弱地逃跑；在宗教和世俗的控制下，即便是它的反抗者也还是笼罩在它的阴影下，无法摆脱它的荼毒。这歌声既是唱给她自己的，也是唱给所有的男性的，更是唱给过去那个扭曲的男权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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