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江之祭》读后感
乍一看《汨罗江之祭》这个题目，油然望文生义，臆测这是一篇凭吊屈原的感怀之作。从古及今，为屈原作挽歌的诗词文赋并不鲜见。不禁暗忖：本文题材选择似较“平常”。
不出所料，文章开篇即导引出与汨罗江魂魄相依的伟大诗人屈原。虽为“开门见山”，然之于读者来说实无多少新意。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笔锋陡转，兀地恭奉出另一位堪比屈原的重量级诗人——杜甫。有“诗史”美称的杜甫，虽声名响彻皇皇中国诗歌史册，却少有人知晓他竟然亦与汨罗江一衣带水唇齿相连。行文至此，波澜顿生。更令读者“震惊”的是，同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化石级”雄才，同样长眠于汨罗亘古的江流声中，但屈原和杜甫的境遇却天壤之别。后人(尤其是今人)厚待屈子——“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却薄情于杜甫——“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阳晨雾，还有偶然在坟头点燃的几炷清香”。何也?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期待，皆被激发、引爆。这平中见奇的“开篇”，颇具匠心，却不着痕迹。
接下来，作者醉翁真意昭然。不再提及屈原，单细说杜甫与汨罗的贫病之交。“出峡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后”，他本欲“转道襄阳回归河南故里”。然而，“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今平江)投靠亲友。不料，“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陨落”，不得不被年幼的儿子“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即今人所见的“平江杜墓”之所)。作者以略带感伤的笔触，再现当年迟暮杜甫病亡于汨罗江畔平江僻壤的凄清、孤寂和无奈。“如果你远道前来，不仅可以一瞻杜甫遗迹，而且风行水上山间，鸟过田头陌上，还会向你叙述许多有关杜甫的传说”，作者以虚拟的语气既委婉邀约读者前往凭吊，又含蓄地流露出郁积于心的体恤之情。慨叹文豪迟暮，一掬惺惺之意。
作者曾为诗评家，以“以文为论”著称文坛。中年后，他开始写作“文化散文”，拾掇被岁月湮没的文化/文明碎片，企图与古人作灵界的沟通，遂成《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唱千秋》等一系列著作。既望能祭祖泽后，亦求慰灵安魂。挥毫至此，作者不禁既为杜甫鸣不平，又为平江的“过失”扼腕。汨罗江以其宽广的胸襟接纳了怀才不遇、抱屈含恨的屈原，缘何不肯抚恤同样落拓不羁、雄才难展的杜甫?作者深知也许这不单单是平江的“失礼”，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岁月的漫漫黄沙尘封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杜甫的葬身之地历来争论不休，难成定论。作为学者，作者切知不可隐讳这一段文坛“公案”。他坦陈，“全国杜墓今有八处，除四处纯属传闻和纪念性质之外，学术界考证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阳说、平江说、偃师说和巩县说”。但是，作者勇于跨越学术樊篱，斗胆拨开考古的重重迷雾，断言“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甚至认为“死后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没有北归”。尽管作者也曾为此查史索简，但其所言仍难谓“确凿”。不过，作者无意纠缠于子虚乌有的考古发现，不想再在也许是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消耗满腹凭吊真情。于是，他再一次突发文人机趣，以一个假设句“如果有朝一日它们(传说墓中被盗走的重要文献)能重现江湖，就可以为平江杜墓出示旁证与铁证了”，一相情愿地了结了可能引发的新一轮文史论战。如此“痴言妄语”，不能不说是“强词夺理”，却难掩作者的率直、本真，以及大巧若拙的聪颖、才情。
作者略施“金蝉脱壳”之计，巧妙地钻出了文史迷宫，迅速回归到眼前“我”对杜甫最真切的瞻仰、凭吊情怀之中。“我居杜甫曾经流寓过的长沙，虽然离平江地不在远，而且心向往之，但人事倥偬，竟然直到最近的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才得以“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君亡我才生”的遗憾已毋庸赘言，迟到的“拜谒”委实令“我”万千感慨盈心。千年时空隔阻，杜墓周遭荒芜、萧条。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远，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听到克服困难前来上学的`乡里小儿咿呀诵读之声”。“我”与杜甫非亲非故，且杜甫乃千岁古人，若“我”一任泛滥于心的悲情浸淫字里行间，不免多少有“矫情”嫌疑。因此，作者巧妙地规避了平庸文人固有的装腔作势、无病呻吟。“弯腰抚摸那冰凉的石础，想重温千年前的时光”，这充满文人逸兴、遐思的诗化的文字，隐蓄了满怀温润、煦暖的情愫。浅白的文字之下，奔腾着滔滔狂澜。寥寥数语，却无声胜有声!
“我”虽已踏入杜甫“陵园”，但杜墓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虽不至于“众里寻它千百度”，但蓦然撞见，“我”心中自然荡漾起层层波澜——“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轻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作者曾多年与杜诗为伴，虽与杜甫阴阳两隔，然杜甫却早已驻足心头，似若故交，情同手足。尽管情积郁于中，但作者深谙微言大义、欲说还休的深意。因此，不过多渲染内心之悱恻，而顾左右而言他。
睹墓思人，自然会忆起杜甫当年的漫漫人生。首先流泻于作者笔尖的便是杜甫晚年的颠沛流离。中国人崇尚“老有所养”、“叶落归根”，以之为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果。然而，一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与这二者无缘，只落得客死他乡，托体于异域莽苍的荒山野岭。作者似不忍过多回顾杜甫多舛的命运，此情此境，沉思移时，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点一炷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心香”。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只能如此!
凭吊、拜祭之际，尽管作者不忍流连于杜甫的远去人生，但还是无法立即抛开杜甫凄恻的人生遭际，不可遏制地沉湎于杜甫的生前死后，浮想联翩。于是，活现在作者笔端的是一个何等仁慈、宽厚、温润的诗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然而，杜甫却对同时代的文坛才俊不吝溢美之辞。作者慨叹，“忠厚谦逊”的杜甫“于前辈、同辈和晚辈的诗作”奉送了“许多景慕、褒扬和提携之辞”。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王维、高适等。即或对那些才华单薄之辈，他亦给予温情的勉励。然而，同样诗才文华葱郁的他却难遇伯乐，甚至面临被遮蔽被遗忘之命数。比如，他死后不久，“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到大历末年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如果说杜甫未能享受风光无限的世俗人生倘能令作者释然，那么杜甫的盖世诗歌才华备受冷遇就不得不令作者悲从中来，愤懑淤胸。走笔至此，作者再难抑制心中的狂澜，禁不住振臂疾呼：“世上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常常得不到认识和赏识，有如明珠暗投于尘封的角落，好似良骥局促于偏远的一隅，有的人还屡遭厄运，抱憾甚至抱恨终生。”作者的率直性情，耿介品质，袒露无遗。唯一令作者稍感欣慰的是，与杜甫同时代的一些无名之辈曾给予过杜甫点滴温暖，“在杜甫凄凉寒冷的岁月，那不是如同两盆炉火温暖了他那颗已经冻僵的心吗?”
泼墨至此，作者实在不愿过多提及与杜甫齐名的李白等生前死后的风光。直面全国各处杜甫故居、陵寝横遭不测的悲怆命运，作者忧心如焚，坐卧不宁。作者历数它们所遭受的劫难，述及墓地被盗之时更是点燃了作者的一腔书生怒火，“盗墓贼是绝不会读杜甫的，杜甫从来不是大官大款……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有什么好盗的呢?”悲哉，痛哉，倘若杜甫在天有灵，他一定魂无所依，一定不会再对滚滚红尘投以匆匆一瞥。
凭吊已毕，行文亦接近尾声。作者似已无语，然仍有未释之情未发之叹抵胸。“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逐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墓地冷落荒凉，当然令人感慨。不过，天下之大，古往今来，有皇皇陵墓者，几人能活在人民的心中?墓在丘山与闹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肯定千秋万代长存”，作者从杜甫一介文人所遭受的冷遇，洞察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贫血，从而将本文从习见的凭吊怀人之作上升到一种文化反思高度。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应景而刻意拔高，理性思辨自然由心间流淌，情与理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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