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序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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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董邵南序
[唐]韩愈
【题解】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因屡考进士未中,拟去河北托身藩镇幕府。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割据,故作此序赠送他,既同情他仕途的不遇,又劝他不要去为割据的藩镇作不义之事。首段先说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笔。次段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虽不明说而主旨已露。末段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时,应当效法古代的忠臣义士,效力朝廷。全文措辞深婉,意在言外,虽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刘大櫆评此篇曰:“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不可及。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1]。董生举进士[2],连不得志于有司[3],怀抱利器[4],郁郁适兹土[5]。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彊仁者皆爱惜焉[6]。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7]!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8],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9]?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昌黎先生集》
自古就说燕、赵一带有很多慷慨激昂的豪侠义士。董生考进士,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怀抱杰出的才能,心情抑郁地要到那个地方去。我知道董生此行一定会有所遇合,董生,努力吧!
象你这样不遇于时,如果是仰慕而勉力实行仁义的人,都会同情怜惜你的。何况燕、赵一带的豪侠之士奉行仁义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哪能料想现在比起古时候所说的没有什么两样呢?姑且以你此行去证实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此行而产生了一些感想。请你为我到望诸君乐毅的墓上去凭吊一番,并且到那里的街市上看看,还有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豪侠义士吗?替我向他们殷勤致意:“圣明天子在上执政,可以出来任职效忠了!”
【注释】
[1]燕赵:战国时,燕国位于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赵国位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一带。
[2]董生:指董邵南。[3]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这里指主持进士考试的礼部官。
[4]利器:比喻杰出的才能。
[5]兹土:当时河朔三镇幽州(领州九,治所在今北京西南)、成德(领州四,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魏博(领州七、治所在今河北大名),都自置官吏,割据而不受朝廷节制。
[6]彊(qiǎng抢):同“强”,勉力。
[7]矧(shěn审):况且。
[8]望诸君:即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辅佐燕昭王击破齐国,成就霸业,后被诬谄,离燕归赵,赵封之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称“望诸君”。
[9]屠狗者: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曾以屠狗为业。其友荆轲刺秦王未遂而被杀,高渐离替他报仇,也未遂而死。这里泛指不得志的豪侠义士。
白话译文
燕赵之地古来就有许多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董先生来长安应进士科考试,连续多年不被主考官赏识,空有学识才干,忧郁地到(河北)这个地方去。我知道您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的。董先生要努力啊。
说起来像您这样不走运的,如果是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珍惜的,更何况燕赵之士出于他们的本性呢!可我曾听说风气随着教化而改变,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凭您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董先生要努力啊。
我由您的事有所感想。请替我凭吊望诸君的墓,并且留心观察一下当地的集市,还有过去(像高渐离一类)屠狗的人吗?替我向他们致意:“当今圣上英明,赶快出来做官为国效力吧。”
文学赏析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慷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关部门”,因而要到河北去,“我知道他一定有合的”,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首段先说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笔。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第二段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虽不明说而主旨已露。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相助。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这也证明了“现在”的燕赵“不不同于古人所说”,作者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蓄感慨说:董先生要努力啊。这里应当是“好自为的”研究,鼓励他们不可以“从贼”的。
第三段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时,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全文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全文措辞深婉,意在言外,虽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虽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年间,安徽寿县的董邵南到长安应进士举,屡试不弟,准备投靠河北的藩镇。韩愈一直主张全国“大一统”,反对地方分裂主义。董与韩交谊甚厚,知董“怀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这对韩来讲,是一种“从贼”;可董又“不得志于有司”,也正由于此,韩提笔写下了这篇有名的赠序。
作者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号昌黎,世称韩昌黎,因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解析】
韩愈《送董邵南序》(以下简称《送序》)又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此文写作的时间,方成注定为德宗贞元十八至十九年间。
韩愈的创作,笔致奇曲。过商侯在《古文评注》中就说过“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送序》全文仅150字。开笔一处,破空而来,不谈董生去河北一事,而直述古事。燕赵云云,谁都会很自然就想起荆轲、高渐离诸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临行,太子丹、高渐离、宋意皆着白衣冠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竞致“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感慨悲歌”四字概括了这一群体的悲壮心理,也代表了燕、赵这一古老地域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古燕国、赵国地相当于唐河北道一带。董邵南愤愤不平于自己沉沦压抑的境遇,“郁郁适兹土”,感慨多气,不正是此一时董生的心境吗?于是,作者以一“合”字统之,非但董生所去之河北与古之燕、赵在地理位置上相合,董生与燕、赵之士更在情志上投合,至此,董生身、心皆有了合适的着落点。韩愈对董生“不遇时”,深怀同情。当时举进士失意者,投奔藩镇作谋士的比比皆是,董生去河北找出路,殊不为怪。故作者于爱惜、怜悯之外,又以“勉乎哉”多加劝励,一往情深,跃然纸上。
如是,再返读文章第一句,乃知这一句是以古蓄势的一笔,包孕了全文,下面层层递进的意思都从此出。
紧接的下一段婉转一变,抛开了对“燕、赵之士”的怀古幽思,也不再囿于对董生的一味鼓励,而是将自己“利害必明”、“情炎于中”(《送高闲上人序》)的家国之思一决于文。他将一篇本为朋友间一般送别意义的赠序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风俗与化移易”是大义微言之语,过商侯《古文评注》将这一句评为全文“上下过脉”,无疑是一语中的。仁义出乎其性,那是昔日之燕、赵;风俗随教化在不断移易,今天的河北仍能有过去的遗风吗?虽以疑问的语气出之,然以韩愈、董邵南的识见,当时河北情状如何,二人应是心知肚明的。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已完全形成,说唐朝后期历史为一部藩镇割据史实不为过。其时河北三镇正是叛臣武头的世袭领地。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金明馆丛稿初编》)而藩镇割据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之干扰破坏也莫不如是。当时藩镇擅权的局面,造成社会经济的破产。然这只是问题之一端,其更重要的一端,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国史大纲》)“风俗与化移易”,不仅指现下的藩镇政权与过去中央集权之差异,更指“胡化”这一层。藩镇辖区文化的衰微,是“胡化”的直接结果。而河北三镇的“胡化”,因南北朝长期之民族迁徒造成,至“安史之乱”更是日甚一日。关于这一气运的推移,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里已作有力之论证,足资参考。所可注意的是当地“胡化”后的社会情态。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蓄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孚非攻守战斗之事。
卢秀才虽为汉人,“胡化”已深矣!像这样的例子,于其时、其地是不可一二数的。汉人尚且如此,本为胡籍者,原就不崇文教,无怪要视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以韩愈之素学孔孟之道,又有鉴于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尊王攘夷”自然就成了他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应当提及,儒家学说解释“华”、“夷”之别,已不是从“血统”上区分之,而是以“文化”区分之(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正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依此,韩氏古文运动的实际意义则在维护华夏传统文化,并寄望通过文化的复兴以拯救涣散不堪的集权领导。“风俗与化移易”六字即在文化层面子河北一地以否定,饱含了韩愈深沉的.社会忧思,也表现了他对藩镇割据势力“不臣其臣”的隐曲暗示和深刻讥讽。“文章关世运,讵谓不然!”(胡应鳞《诗数》)只是韩愈将此一段纷乱而复杂的史实模糊化了,代以“风俗与化移易”统括之,“然”字是含有暗讽的转折,并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现实中来,突入问题的实质,含蓄地托出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以“恶知”、“聊以”等虚词隐约其意,又以“古”、“今”二字作对比、呼应,含蓄隐微,意味特别隽永。
文章再一次出现“董生勉乎哉”一句,自然不是上一次语意的复叠。河北地方在强藩割据下风气已与古代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董邵南能合于古之燕、赵,自不能合于今天之河北,对此韩愈不以直言道破,而欲以董生的河北之行来验证,似乎仍赞成董生去河北,但此中深微之意,读者不能不察。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道:“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住,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但愈是艰难,愈足以看出韩文欲言又止、曲尽吞吐的妙处。韩愈避开正面,从侧面表达,我们可在隐微婉曲的文辞里,体会作者“不显山,不露水”的巧意。如果说前一句尚在鼓励董生往河北,这一句则是要董生慎重思量,甚至直是要董生不能去!再质言之,前文送是“发乎情”,现在劝是“止乎礼义”。
最后一段。“吾因子有所感”,“感”是交错复杂的。其一,有感于董邵南因“不遇时”,而亟寻出路的苦闷,韩愈《磋哉董生行》长诗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等句,即是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董生出行、投奔藩镇的原因;其二,担心董邵南投靠藩镇,糊涂了去就之理,背叛朝廷,损害了忠义的名节。
于是有了“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一句。望诸君,即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史书上关于乐毅事迹的记载很多,读者可以想到他辅佐燕昭王报强齐伐燕之仇,下齐七十二城;也可以想起燕惠王中齐国田单之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奔赵国……惟韩愈嘱咐董生拜祭望诸君墓地,却意在启发董生记起乐毅即使在去国离乡之际,仍怀有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之心,读他《报燕王书》:“臣闻士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见《史记》)的话语,董生不致无所感发。这里的创新在于这一句话体现了韩愈用事的特色。他不以直言喷薄的笔法来表达辞意,而借乐毅事迹所暗含的意义,寄慨遥深,希望董生能有感于斯而领悟去就之义,做一个忠志之士。韩愈以史例今,通过在燕、赵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托请乐毅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赞颂他磊落的胸怀,以此感化董生,达到劝诫的目的。这样一来,文章的韵味和思想内涵就远比直陈其事要超越多了。
文章结尾深意蔚然,前番仿佛掘井一般层层递进的文意,算是水到渠成了。“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召唤狗屠这些流落在外的慨慷之士入朝出仕,那么董生还应到外面去吗?于是,由送行变为劝阻,反意正说,且与文章首句遥相应承,主旨凸现无碍。以董邵南的颖悟,决不至闷墨不省而不解韩愈对朋友大义相勉的诚挚用心。
李耆卿《文章精义》曾云:“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意味,给作品增加了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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