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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记的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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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记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明代: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译文
虎丘离城约七八里路,这座山没有高峻的山峰与幽深的峡谷,只不过因为靠近城市,因此奏着音乐的游船,没有一天不到那儿去。凡是有月亮的夜晚,开花的早晨,下雪天的黄昏,游人来往穿梭,犹如织布一样,而以中秋最为繁盛热闹。
每到这一天,全城闭户,携手并肩而来。上至士大夫乡绅、大家妇女,下至贫民百姓,全都涂脂抹粉,鲜衣美服,重重叠叠地铺设席毡,将酒肴摆在大路边,从千人石一直到山门,如梳齿鱼鳞般密集相连。檀板聚积如小山,樽罍似云霞般倾泻,远远望去,犹如成群的大雁栖落在平坦的沙滩,彩霞铺满江面,电闪雷鸣,无法具体描绘它的形状。
刚开始安设筵席时,唱歌的人成百上千,声音如团聚在一起的蚊子,没法分辨识认。等到分批安排,争相以歌喉比高低;雅乐和俗乐各各陈献后,美和丑自然区别开了。不多时,摇头顿脚按节拍而歌的,只不过几十个人而已。一会儿,明月升到天空,月光照在石上犹如洁白的绢绸,所有粗俗的歌曲,不再发出声响,跟随着唱和的,只有三四个人。一支箫,一寸管,一人慢慢地打着歌板唱着,管乐伴着歌喉,声音清脆浏亮,使听的人深受感动。
等到夜深,月亮西斜,树影散乱,于是连箫板也不用,一个人登场,四围的人屏住声息,声音如细而直上的毛发,响彻云端,每吐一字,几乎拖长达一刻之久,飞鸟听了为之回翔盘旋,壮士听了感动得流下眼泪。
剑泉深得无法测量,陡峭的岩石如斧削一般。千顷云因为有天池等山作为几案,山峰峡谷,争奇斗秀,是请客饮酒的好地方。但是过了中午便阳光逼人,不能久坐。文昌阁也不错,晚上林中的景色尤为迷人。朝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没有遮拦,仅仅远远望见虞山,如小小的黑点。堂荒芜已经很久了,我和江进之商量修复它的办法,想在里面供奉韦应物、白居易等人,但不久生了病,我既然已经辞了官,恐怕进之的兴致也消尽了。山川的兴旺和荒废,确实有它的运数啊!
在吴县作了两年官,登虎丘山六次。最后一次和江进之、方子公一起登,坐在生公石上等候月出。唱歌的人听说县令到来,都躲避开了。我因此对进之说:“做官的横行气盛,衙役庸俗粗野,是多么厉害呀!以后不作官了,有不在这石上听歌的,有月亮为证!”现在我有幸得以免去官职客居吴县,虎丘的月亮不知道还记得我的话吗?
注释
①万历二十三年(1595)作者曾任吴县令,期间,六次游览虎丘。万历二十四年,解职离吴前,留连虎丘胜景,写下这篇描写吴中民俗的散文。虎丘,苏州名胜之一。相传春秋时吴王阖闾葬在这里,三日有虎来踞其上,故名。
②蔀(pǒu 部)屋:草席盖顶的屋子,指穷苦人家昏暗的屋子。这里指贫民。
③云:像云一样。
④雷辊:车轮转声,这里指雷的轰鸣声。
⑤瓦釜:用黏土烧制的锅,这里比喻粗俗的歌声。
⑥竹肉:这里指箫管和歌喉。《晋书·孟嘉传》:“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⑦千顷云:山名,在虎丘山上。
⑧江进之:江盈科,字进之,桃源(今湖南桃源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时任长洲县令。著有《雪涛阁集》。
⑨韦苏州: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
赏析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作者简介
袁宏道(1568~1610年)明代文学家,袁宗道二弟,袁中道二哥。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1560~1600年)、弟袁中道(1570~1623)都以文学见长,合称为“公安三袁”,时称”三袁“,被称为“公安派”。 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曾为文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年)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晚游六桥待月记》便是他的著作之一。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人物生平
科场失意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十二月六日,袁宏道生于湖广荆州府公安县长安里(今湖北公安),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诗文。袁宏道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组织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而卓然独立。
为官地方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游览著述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
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
北上进京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另一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
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
潜心文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终年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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