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妣事略》原文及翻译

时间：2022-11-08 11:50:50 赛赛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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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妣事略》原文及翻译

　　《先妣事略》是明代归有光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篇主要借回忆母亲生前的几件事情，表现母亲治家的勤俭、对孩子的期望以及他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文章笔意疏淡，虽写家常琐事，但读来亲切动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先妣事略》原文及翻译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作者简介】

　　归有光（1506—1571），字煕甫，号震川，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明代优秀散文家，九岁能文，二十岁通五经三史诸书。1540年（嘉靖十九年）举乡试，第二年，徙居嘉定境内的安亭（今属上海市）。前后八次参加会试，均不第。以读书讲学为业，教书授徒二十余年，从学者常达数百人。至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年60岁）始中进士，授浙江长兴知县。因得罪上司，三年后改调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通判，专管马政，实为明升暗降。1570年（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引荐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北京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次年病死。

　　归有光以散文著称。他反对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追章琢句，模拟剽窃”的文风，主张继承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他的散文长于记叙抒情，以简洁的语言写人叙事，寄托自己的情感。

　　【先妣事略原文】

　　归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年十六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

　　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棉。入城，则缉，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箠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译文】：

　　先母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十六岁嫁到我家。第二年，生下女儿淑静。淑静，就是我的大姊。过一年，生下我，又一年生下一男一女，一个生下就死了，另一个也只活了一年。又过了一年，生下有尚，怀孕十二个月。第二年生淑顺，过一年生有功。

　　有功生下以后，先母哺养他比前几个儿女更费力。于是她常常皱着眉头对几个女佣说：“孩子这样多，我真苦死了。”有一个老婆子用一杯水盛着两个田螺送上来，说：“把这杯水喝了，以后就不会常怀孕了。”先母举起杯，把水一气喝完，从此失声变哑，不能说话。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病故。儿女都还小，看见家里大人哭，也跟着哭，但是还以为娘是睡着了。真是伤心啊！接着，家里请来画工为先母画遗像，把两个孩子带到画工眼前，对他说：“遗像鼻子以上照有光画，鼻子以下照淑静画。”因为这两个孩子面容象母亲。

　　先母名桂。外曾祖父名明；外祖父名行，是太学生；外祖母姓何。外祖父世世辈辈住吴家桥。吴家桥在昆山县城东南，离城三十里，经过千墩浦，到南直桥，沿着小河往东就到。村子里聚居着许多人家，全都姓周。外祖父和他三个哥哥都因为富有而出名，为人忠厚正直。外祖父常常和和气气和村里人谈家常，看到小辈外甥侄子个个都喜爱。

　　先母到吴家桥娘家，就做棉花活。进城回婆家，就搓麻捻线，常常点盏小灯，劳动到深更半夜。外祖父三天两天差个人来送点东西。家里不缺吃食，先母却终日劳苦象是穷得揭不开锅。冬天生炉火用的炭屑，叫丫环做成炭团，一颗挨一颗晒在台阶下面。屋里没有废物，家里没有闲人。儿女大的牵着衣服，小的抱在怀里，手里还不停地缝缝补补，间间房里干干净净。待佣人有恩惠，佣仆虽然被责打了，背后也不忍心责怪她。吴家桥每年要送来鱼、蟹、糕饼，总是人人可以吃到。家里人听说吴家桥有人来，个个都欢喜。

　　我七岁时和堂兄有嘉进学塾读书。每逢阴雨天气，堂兄总是在学塾里过夜，我心里舍不得和他分开，但是却不能留住，必定要赶回家。先母常在半夜醒来，叫我低声背诵《孝经》，要我背诵得没有一个字错漏，她才高兴。

　　孺人故世以后，外祖母何孺人也病故了。周家染上了瘟疫。舅母病故；四姨妈嫁在顾家，又病故；一连死了三十个人才停止。只有外祖父和二舅还健在。

　　孺人故世十一年后，大姊淑静嫁给王三接，这婚事是孺人生前应允的。故世十二年后，我补上了生员，十六年后，我娶妻，婚事也是孺人生前给我订定的。一年以后我有了个女儿，我们夫妇都很喜爱女儿，格外想念孺人。夜半三更，和妻子一同流着眼泪，回想她生前的几件事，仿佛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别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世界上竟有没有娘亲的人么！天啊，多么悲痛啊！

　　创作背景

　　归有光母亲十六岁嫁到归家，十八岁生下他，二十六岁去世，当时归有光只八岁。十六年后，归有光二十四岁，已娶妻育雏，可能出于养儿更知父母恩的原因，这篇怀念母亲之作就是在这时写的。

　　赏析

　　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为第一部分，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大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为第二部分，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以下为第三部分，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作者简介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及第后历官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等职，故被称为“归太仆”。一度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

　　生平

　　归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事宜，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明代科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举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邮电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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