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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辨奸论原文及译文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语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前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要一起来学习文言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辨奸论原文及译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原文】
辨奸论
作者：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①。月晕而风②，础润而雨③，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④，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⑤。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⑥：“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⑦：“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⑧，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⑨，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⑩，仅得中主⑾，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⑿，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⒀，非德宗之鄙暗⒁，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⒂。
今有人⒃，口诵孔老之言⒄，身履夷齐之行⒅，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⒆;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⒇，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21)，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①见微而知著:微,小,指苗头、迹象;著，明显。
②月晕(yün)：指环绕月球的彩色光环或通过月球的白色光带。历来群众有“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的谚语。
③础：柱子下的石墩。润：潮湿。
④理势：中国哲学术语。理，法则;势，发展趋势。
⑤夺：侵夺。这里有“影响”的意思。
⑥山巨源见王衍：山巨源，山涛，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喜老、庄学说，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右仆射等职。《晋书·王衍传》、《资治通鉴·晋纪四》所记，王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久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这样)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⑦郭汾阳见卢杞：郭汾阳，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肃宗时，因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升中书令，后又进封汾阳郡王，故称之为郭汾阳。唐德宗即位，尊为尚父。《新唐书·卢杞传》：“初，尚父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xǐng，不屏bǐng姬侍。及杞至，则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怪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内险，左右见必笑，使后得权，吾族无类矣!’”
⑧王衍：字夷甫，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以谈老、庄为事，义理若有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
黄”。晋惠帝时居宰辅之位，周旋诸王之间，唯求自全之计。东海王司马越死，众推其为元帅，全军为石勒所破，被杀。
⑨忮(zhì)：忌恨，嫉妒。
⑩惠帝：著名白痴皇帝司马衷，某年全国闹饥荒，官员上报灾情，称百姓“无粟米充饥”，饿死无数。他出千古经典语录：“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⑾中主：平庸的君主。
⑿卢杞：唐滑州人，字子良。貌陋，好口辩。德宗时为宰相，专权自恣，搜刮无度，怨声满天下。
⒀眩：通“炫”，迷惑，炫耀。
⒁德宗：即李适(kuò)，唐代皇帝，代宗子。
⒂容：或许。
⒃今有人：影射王安石。
⒄孔、老：孔子和老子。
⒅夷齐：伯夷、叔齐，商朝人，两兄弟，互相让帝位，后周灭商，两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
山，吃野菜，饿死在山里。古人奉之为高尚守节的典范。
⒆颜渊：孔子的弟子颜回，字子渊，故称颜渊，乐道安贫，以德行著称，后世儒家尊为“復圣”。孟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即孟子，继承孔子学说，兼言仁义。认为人性本善，强调养心、存心等内心修养工夫，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宋元以后，地位日尊。
⒇臣虏：奴隶。
(21)慝(tè)：邪恶。
【译文】
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象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象囚犯，面孔象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
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作品鉴赏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辨奸论》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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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作者尚有争议。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经清人考证，又定为宋人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邵伯温，（1057年—1134年）字子文，洛阳人，邵雍之子。生于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卒于1134年（高宗绍兴四年），年七十八岁。1090年左右（元佑中），因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1094年（绍圣初），章惇为相。敦曾师雍，欲引用伯温。伯温百计避免。徽宗即位，因日食求言，他上书言事，语极恳至。因此更为小人所忌，出监华州西岳庙。后主管耀州三白渠公事，闻童贯为宣抚，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点成都路刑狱。卒于利路转运副使。伯温所著书，有易辨惑、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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