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隐公元年全文及译文

时间：2023-01-04 12:15:58 赛赛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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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隐公元年全文及译文

　　《隐公元年》是熊逸所著《春秋大义》系列丛书中的第二部，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春秋隐公元年全文及译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秋隐公元年全文

　　经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従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译文

　　鲁惠公第一次所娶正夫人叫做孟子。孟子去世后，续娶个姬妾叫做声子，生了隐公。

　　宋武公生女公子仲子。仲子生下来就有字在手掌上，字是“鲁夫人”。意思是她将做鲁国的正室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国，生了桓公。不久惠公逝世，因此隐公摄政，却奉戴桓公为鲁君。

　　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这是由于他只是代理国政。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见，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仪父还没有受周朝正式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隐公代行国政而想要和邾国友好，所以在蔑地举行了盟会。

　　夏季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春秋》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奉隐公的命令。

　　当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庄公降生时是脚先出头后出的，这是难产，使姜氏很惊讶，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并且很讨厌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肯答应。等到庄公继位为郑国国君，姜氏请求将制地作为共叔段的封邑，庄公说：“制地是形势险峻的地方，虢叔曾经死在那里。其他地方都可以听命。”姜氏又改请求封京城，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就称他为京城太叔。祭仲说：“凡属国都，城墙周围的长度超过三百丈，就给国家带来祸害。先王制定的制度：大的地方的城墙，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城墙不合制度，这不是该有的，您会忍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哪里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会得到满足？不如及早作安排，不要让她滋生事端，一旦蔓延就难得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掉，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作不合情理的事，必然自己垮台。您暂且等着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既听庄公的命令，又听自己的命令。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其果的。”

　　太叔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廪延地方。子封（即公子吕）说：“可以动手了。势力一大，将会争得民心。”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号召人，势力虽大，反而会崩溃。”

　　太叔修理城郭，储备粮草，补充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攻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太叔逃到鄢地。庄公又赶到鄢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国。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太叔所作所为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打仗一样，所以用个“克”字；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讥刺他没有尽教诲之责；《春秋》这样记载就表明了庄公的本来的意思。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困难。

　　郑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地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以后又后悔起来。

　　郑庄公听了颍考叔的意见。庄公进了隧道，赋诗说：“在大隧中相见，多么快乐啊！”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走出大隧外，多么舒畅啊。”于是作为母子像从前一样。

　　君子说：“颍考叔可算是真正的孝子，爱他的母亲，扩大影响到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可以影响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吧！”

　　秋季，七月，周平王派遣宰咺来赠送鲁惠公和仲子的吊丧礼品。惠公已经下葬，这是迟了，而仲子还没有死，所以《春秋》直接写了宰咺的名字。

　　天子死了七个月后才下葬，诸侯都来参加葬礼；诸侯五个月后下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三个月后下葬，官位相同的来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亲戚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举哀的时间，预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这都不合于礼。

　　八月，纪国人讨伐夷国。夷国没有前来报告鲁国，所以《春秋》不加记载。

　　发现蜚盘虫。没有造成灾害，《春秋》也不加记载。

　　鲁惠公的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鲁隐公即位，要求和宋人讲和。九月，和宋人在宿地结盟，两国开始友好起来。

　　冬季，十月十四日，改葬鲁惠公。隐公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所以《春秋》不加记载。惠公死的时候，正好遇上和宋国打仗，太子又年幼，葬礼不完备，所以改葬。卫桓公来鲁国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隐公，《春秋》也不加记载。

　　郑国共叔段叛乱，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进攻郑国，占领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部边境，同时又请求邾国出兵。邾子派人私下和公子豫商量，公子豫请求出兵援救，隐公不允许，公子豫就自己走了，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春秋》不加记载，因为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新建南门，《春秋》不加记载，也由于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十二月，祭伯来，并不是奉了周王的命令。

　　众父去世，隐公没有参加以衣衾加于死者之身的小敛，所以《春秋》不记载死亡的日子。

　　内容简介

　　《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内容简介:《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最高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一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此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但《春秋》同时又是最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都退避三合，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经典的种种所谓正解与误读不断地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不靠谱的考据引申出来的"大义"真实地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与新的政治思想。

　　《春秋大义》简介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历史缘起

　　相传孔子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

　　其后（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B.C.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预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开了私学之风，由于《春秋》非常简练，传授时就需要解释其文辞和史义。到了汉代，大约是B.C.100期间，就出现了着重从解释《春秋》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列《春秋》原文，然后逐字、逐层进行解释。《谷梁传》相对更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而《公羊传》则认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称，孔子写《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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