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鵩鸟赋》原文、翻译及赏析

时间：2023-11-07 11:10:19 宇涛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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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鵩鸟赋》原文、翻译及赏析

　　《鵩鸟赋》是汉代文学家贾谊的赋作，为贾谊谪居长沙时所作。此赋借与鵩鸟问答以抒发了自己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鵩鸟赋》原文、翻译及赏析，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鵩鸟赋》原文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译文

　　贾谊在长沙做了三年太傅，有只鵩鸟飞进他的住所。鵩鸟长得很像猫头鹰，是不祥的鸟。贾谊因为被贬到长沙，长沙气候很潮湿，此时看到猫头鹰，认为自己寿命已不长了，于是写了一篇赋来自我安慰。赋文说：

　　汉文帝六年，丁丑年，四月孟夏时节。四月里的一天太阳西斜时，有一支鵩鸟停在我的屋子上。它停在座位的一角，形态非常从容不惊。有怪物停栖于此，我心中暗中怀疑它飞来的缘故。打开书本占卜它，预示说到它吉凶的定数：“有野鸟进入我的房屋，主人即将离去。”我请求向鵩鸟发问：“我将要到哪里去呢？如果有吉事，你就告诉我，即使有凶事，也请你把什么灾祸说明。死生迟速的吉凶定数啊，请告诉我它的期限吧。”鵩鸟就叹息着，昂起头张开翅膀，口却不能说话，而请用胸中所想的来对答：

　　“时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停止。运转迁移，或推移回还，万物变化运转，反复无定。形与气互相移转连续变迁蜕化，精微深远，没有穷尽。福是祸的诱因，祸是福的根源。忧与喜聚集在一门之中，吉与凶同在一个区域。吴国很强大，夫差却失败了，越国栖息于会稽山，但勾践却称霸于世。李斯游于秦国，身登相位，达到成功，最终却身受五刑而死。傅说在傅岩操服劳役，殷高宗武丁以为他是贤人，用他为相。福祸相互依附纠缠，如同绳索绞合在一起，天命不可解说，谁知道他的究竟？水流矢飞，为外物所激，则或悍或远，发生变化，万物往返相激，震荡转化，人事也有时因祸而至于福，互相影响，反复无常。云因势而上升为雨，雨因冷而下降为云，事物的变化复杂纷纭。自然界造化推动万物，使之运行变化是无边无际的。天和道，其理深远，不可预为思虑谋度，死生迟速有命，哪能预知它的期限！

　　天地像一个冶金之匠炉，造化像一个冶金之匠，阴阳所以铸化为物故喻为炭，物由阴阳铸化而成故喻为铜。聚散灭生怎么会有一定的法则？千变万化未必有终极。偶然为人，哪里值得贪恋珍惜，而死亡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智慧浅小的人，只顾自身，以他物为贱，以自己为贵。在达人看来，自己和万物可以相互适应，故没有一物不合适。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刚烈之士为名誉而死。贪求虚名的人，死于权势，一般人贪求生命。为权力所诱为贫贱所迫的人，东奔西走，趋利避害；与天地合其德的伟人不为物欲所趋，对亿万变化的事物都等量齐观，一视同仁。愚笨的人为俗界所牵连，困窘得如罪人之受拘束；有至德的人遗弃物累，独和大道同行。众人惑乱之甚，所爱所憎，积聚甚多；得天地之道的人安然宁静，独和大道相处。放弃智虑，遗弃形体，超脱于万物之外自忘其身，深远空阔，与道浮游。人生如木浮水，行止随流；把自己的身躯完全托付给命运，任凭自然，不私爱身躯把它归于自己作为私物，活着仿佛随波逐流，死去好像休憩长眠。深邃得好像深渊潭水般幽然，漂浮得好像没有羁绊的小舟般自在，涵养空虚之性而浮游，德人不被万物牵累，知天命而不忧愁。因此像鵩鸟飞入舍内这种琐细小事，又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啊！”

　　注释

　　⑴单（chán）阏（yān）：卯年的别称。这是古代太岁纪年法。

　　⑵谶（chèn）：预示吉凶的话。

　　⑶淹速：指寿命的长短。

　　⑷斡（wò）流：运转。

　　⑸沕（wù）穆：精微深远貌。

　　⑹纠纆（mò）：二、三股捻成的绳子。这里比喻祸福纠缠在一起。

　　⑺合散：指生死。

　　⑻异物：指死亡。

　　⑼夸者：指贪求虚名的人。

　　⑽怵迫：怵指为利益所诱，迫指为贫贱所迫。

　　⑾至人：指至德之人。

　　⑿真人：指得道之人。

　　赏析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整体赏析

　　这是一篇抒情赋。但它不是通过叙事来抒情，也不是通过写物绘景来抒情，而是通过说理来抒情，使抒情寓于说理之中。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篇哲理赋，而且是中国辞赋史上的第一篇哲理赋。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收录这篇赋文前有这样一段记载：“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雄鸮称鵩）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贾生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这已经把写作此赋的时间、因由和主旨说清楚了。它通篇都是作者与鵩鸟的问答之辞。当然，这只是一种假托。但通过这种假托，却表现了作者贬谪后忧伤苦闷、愤懑不平的复杂心情。

　　赋文的第一段，就是作者所以写作此赋的缘起。他以叙事的方式开头，由鵩鸟入室、心生疑虑领起，很自然地把问题引到生死祸福上来，假借鵩鸟的“臆”，使笔锋转入说理。

　　鵩鸟入室，世俗认为是极不吉利的。而这只，不仅集于舍，而且还“止于坐隅”“貌甚闲暇”，更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贾谊谪贬长沙，政治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心情是极为苦闷愤慨的。因此，遇到鵩鸟入室这样的事，也自然就相信“占卜”了。占卜的结果是“主人将去”。这就更增加了他的疑虑。于是，他就自言自语地和鵩鸟对起话来，中心意思是要追问吉凶祸福以至生死的问题。这样写，于事、于情、于理都非常自然。赋作的巧妙新颖之处，正是在自然叙事之中反映出作者复杂细致的思想感情。应该说，这是作者极为新鲜别致的艺术构思。

　　鵩鸟的“所答”之意，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部分，主要说明客观的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同门”，“吉凶同域”，其“沕穆无穷”，是不可“胜言”的。吴王夫差强大一时，不久就转而为败，越王勾践即将灭国，可是转而又称霸于世。李斯荣贵一时，最后惨死于“五刑”；傅说出身卑贱，后来却荣为国相。可见生死祸福、贵贱荣辱，是自然命运的安排，是“不可预虑”“不可预谋”“不可说”的。所以，作者想让鵩鸟把“淹速之度”“语予其期”是不可能的，鵩鸟只能“回答”他说：“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期？”从文章结构上来说，使前后照应了起来。

　　后部分，是前部分说理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既然万物变化，不可预知，那么个人如果遇有吉凶祸福之事应该怎样对待呢？这部分里，作者浓笔重意，集中让鵩鸟讲了要“知命不忧”的道理。它把天地之间比作一个熔炉，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的“造化”，“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因而，“忽而为人兮”，不足珍爱；“化为异物兮”，也不值得忧虑。它不厌其烦地举出各种不同人物对待世俗的各种不同态度，明确地指出小智、贪夫、烈士、夸者、品庶、愚士、众人等等，都不过是为财物、名利、权势以及生命所累，终日奔走西东，丝毫不懂变化之“道”。相反，达人、大人、至人、真人、德人等等，却能做到“达观”“不曲”，“遗物”“无累”，“恬漠”“自丧”，“释智遗形”，因而能够“与道俱”“与道息”“与道翱翔”。它奉劝作者要“养空而浮”“知命不忧”，所以对于鵩鸟入室，也就不足以疑虑了。这样，又进一步回答了作者提出的问题，依然照应了前文。

　　应该指出，作者提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人们对于某些吉凶祸福之类的事情发生，应该采取豁达大度的态度，从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上去看待它，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发展、变化以至转化，想象到神妙玄测、不可捉摸的程度，那就陷入到不可知论的泥坑中了。表面上它“未始有极”，“不可说兮”，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加以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还是可以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的，也是可以“预虑”“预谋”的。如果由于“命不可说兮”，而要人们“释智遗形，超然自丧”，以至“纵身委命”“与道翱翔”，那就变成无所作为、甘愿做“大钧”奴隶的宿命论者了。可见，作者从自己贬谪后苦闷愤慨的心情实际出发，而最后落脚到老庄之道的“一是非”“齐生死”的态度上来，显然是消极的，是时代环境和世界观的局限所在，是我们不能汲取和赞同的。

　　全赋以四言诗句为主要表现形式。作者学习楚辞的某些手法，采取了拟托的问答体，而“答”文又是赋文的主要部分。在具体抒写时，他充分使用了想象力和联想力，把大自然的变化莫测和命运的不可捉摸写得活灵活现、幽深玄妙和精微至极。他不完全抽象说理，而是采取引史实、作比喻来进行证明，说明他对客观事物有着相当精细的观察和理解。他对在变化莫测的世俗生活中各种人物的心理、态度和言行，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揭露和描绘，说明他看穿了人生，以至产生了憎恶，其思想是相当深邃的。赋的语言，虽然多是四言诗句，但不臃肿、不板滞，从不规则的押韵和不断调换韵脚中，显示出文字的活脱来。随着感情的变化，他时而描写，时而陈述，时而提问，时而反诘，因而通篇都在说理，而却没有抽象难懂的道学习气。相反，有时写得激烈奔放，有时写得平静安适，字里行间不乏流畅而又跌宕的风采，没有后来事类大赋那种臃肿、艰涩、堆砌、浮丽的毛病。所以，它应该是中国早期辞赋中的佳作。

　　名家点评

　　汉·司马迁：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南朝·刘勰：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文心雕龙·诠赋》）

　　清·顾施祯：此二句（指末句），作赋之本旨。（《文选六臣汇注疏解》）

　　清·陈螺渚：此赋一死生，齐得丧，正是打不破死生得丧关头，依托老庄，强为排遣耳。（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

　　现代·马积高：它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又是第一篇比较完整的以四言诗句为主的问答体赋。作者善于用贴切的比喻把一些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如“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回薄，震荡相转”，“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即其显著者。因而它讲的虽是哲理，却不觉枯燥无味。（《赋史》）

　　创作背景

　　《鵩鸟赋》作于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时。赋前小序说明写作《鵩鸟赋》的缘由。有一天有鵩鸟（俗称猫头鹰）飞到贾谊的屋子里，他认为猫头鹰是不祥之鸟，本来被贬就心情不好，又不适应长沙潮热的气候，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写下这篇《鵩鸟赋》以自遣。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字太傅。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思想学说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

　　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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