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遣原文翻译及赏析
自遣原文翻译及赏析1
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翻译
一有机会便唱否则即罢休,愁恨全然不理照样乐悠悠。
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明日有忧虑就等明天再愁。
赏析
该诗成功地塑造一个活脱脱的呼之欲出的纵酒高歌的旷士形象。这个形象虽有政治上失意后颓唐的一面,而其中愤世嫉俗的品格颇得人们赞叹。他除了反映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变态的心理外,而通过人物的形象也状写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
这首诗先表现在诗歌形象性的追求上。乍看来此诗无一景语而全属率直的抒情。但诗中所有情语都不是抽象的抒情,而能够给人一个具体完整的印象。如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以一种生动形象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趁韵而已。同样,不说得过且过而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旷士形象呼之欲出。
先看第三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人在此告诉世人:失意无法排解时,可以以醉解愁。其实以酒消愁古已有之,曹操便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但这样的话从诗人的口中说出来就别有一番滋味了:如果真的时时刻刻有酒解愁,一辈子沉醉不醒也未尝不可。可诗人是一位穷愁潦倒的文人,他不能天天有酒,两个“今朝”的重复,道出了所谓的`解忧,也只是暂时的排解而已。看来面对人世间纷至沓来的忧患与失意,诗人也没有毕其功一役的解决办法。“明日愁来明日愁”,此句明显地流露出了穷愁潦倒的诗人的无奈与伤心,正因为“醉”的时间是有限的,酒醒之后又如何,尚未排遣的旧愁加上明日的新愁,那是更愁了。由此可见,正在劝解世人凡事看开些的诗人其实自己也没有解决“失即休”这个难题,虽然他对明日之愁采取的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但这恰恰体现了他以酒浇愁,得过且过、无可奈何的凄酸、潦倒。古之文人,生活在那争名夺利的官场社会之中,没有几个能达到如此境界。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具有独特个性。只要将此诗与同含“及时行乐”意蕴的杜秋娘所歌《金缕衣》相比较,便不难看到。那里说的是花儿与少年,所以“莫待无花空折枝”,颇有不负青春、及时努力的意味;而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二诗彼此并不雷同。此诗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陶冶情操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诗名《自遣》,是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此诗,关键全在于诗人将“愁’和“恨”排遣掉了没有。而诗人之“愁”和“恨”是社会之愁,家国之愁,这种愁是诗人自己难以解决的。上书,皇帝不听;劝说,皇帝不理;讽谏,皇帝会恼怒。那诗人怎样排遣,是采取了不理、不采、不合作、不发言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虽带有一定的消积成分,然而大多的知识分子都不发言,都不合作,那“此时无声胜有声”拥有很大的力量。
自遣原文翻译及赏析2
春宵自遣
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
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花。
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
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翻译
身处景物美好的地方,能使人忘却纷扰的凡尘俗事;身心悠闲时,便会记挂起四季的美好景物。
晴朗的夜空中,风儿吹过竹林;深夜时分,清朗的月光映照在花儿上。
山泉在乱石中流淌,声音幽咽。小路斜斜,上面布满了苔藓。
我无比畅快地寄情于琴韵酒兴,忘记了自己身处深山人家。
注释
胜:风景优美。
遗:忘也。
尘事:世俗交际之事。
岁华:年华,亦指美好景物。
当:对,映照。
任:任凭。
陶然:舒畅快乐的样子。
恃:倚赖。
创作背景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诗人闲居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写下这首诗以遣怀。
赏析
首联“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遗”字极佳,与诗题“自遣”相互呼应,与下文中的'“念”字形成掎角之势,暗寓诗人面对春秋代序,生发出迟暮之感的喟叹。
颔联与颈联主要描写春日的宁静之美。神秘的夜幕下,万籁俱寂的大自然宁静却不死寂,它有泉声、风声,亦有月光的流动,它与白日一样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任”字有气韵,一写听任自然之妙,二写诗人的萧散和闲适。
尾联“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陶然幽居“恃琴酒”,可以暂时忘却红尘俗事。“忘却在山家”,表面上看,诗人摆脱了世事纷乱,从而内心从容、恬静、舒适、安详。
这首诗层次分明,围绕诗题层层展开。诗中虽处处见隐者风貌,然诗题中“自遣”二字却暴露出诗人并非甘心情愿地置身红尘之外,景物的幽静更彰显心境的苍凉。竹影风声,月夜花香,幽泉潺潺,径斜苔荒,在幽境与琴酒间颇有悠然自得之趣。但因“地胜”而暂忘“尘事”,因“琴酒”而“陶然”山家,这种“自遣”是所谓举杯浇愁,并非真能超然物外。
自遣原文翻译及赏析3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译文
得到的时候就放声高歌没有就由他去吧,愁恨全然不理照样乐悠悠。
今天有酒就痛快畅饮喝他个酩酊大醉,明日的忧虑就等明天再烦愁。
注释
得:指得到高歌机会。失:指失去这个机会。
悠悠:悠闲自在的样子。
今朝:今日。
赏析
本诗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罗隐由于生活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晚唐社会,又加上他仕途坎坷,十举进士而不第,便化进取为愤怒,视功名如烟云,常常以激愤的心情、锐利的笔锋揭露现实的丑恶,批判政治的腐败,抒发胸中的愤懑。《自遣》就是其中较有名的诗作。
创作背景
该诗成功地塑造一个活脱脱的呼之欲出的纵酒高歌的旷士形象。这个形象虽有政治上失意后颓唐的`一面,而其中愤世嫉俗的品格颇得人们赞叹。他除了反映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变态的心理外,而通过人物的形象也状写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一有机会便唱否则即罢休,愁恨全然不理照样乐悠悠。
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具体生动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为了押韵而已。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小诗的后两句是说,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明日有忧虑就等明天再愁。
这两句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狂士形象呼之欲出。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的独特性。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这样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有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
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
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
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陶冶情操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诗名《自遣》,是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此诗,关键全在于诗人将“愁’和“恨”排遣掉了没有。而诗人之“愁”和“恨”是社会之愁,家国之愁,这种愁是诗人自己难以解决的。上书,皇帝不听;劝说,皇帝不理;讽谏,皇帝会恼怒。那诗人怎样排遣,是采取了不理、不采、不合作、不发言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虽带有一定的消积成分,然而大多的知识分子都不发言,都不合作,那“此时无声胜有声”拥有很大的力量。
罗隐
罗隐(833年2月16日—910年1月26日),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生于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公元909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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