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称呼中国为礼仪之邦

时间：2023-05-17 13:04:32 晓怡礼仪常识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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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称呼中国为礼仪之邦

　　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为什么会称呼中国为礼仪之邦，欢迎阅读与收藏。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上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在中国古代，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

　　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良好个人素质，协调和谐人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代价值。

　　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面尊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

　　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注：《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礼仪，对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不管过去和现代，都起着重要作用。

　　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礼制。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注：《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注：《养蒙便读·言语》) 。《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

　　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重要标志。

　　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

　　作为一个有礼貌的现代青年，对长者和老人，应该做到：路遇主动谦让，乘车主动让座，在商店、戏院等公共场所，应尽量考虑到为老人创造方便条件。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注：《墨子·亲士》)。

　　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今社会，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种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只有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动上尊重、爱护人才，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足够强大的人才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拓展：中国礼仪之邦简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以重“礼仪”而著称。古代时，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看到这里的人们普遍接受礼仪的教化与熏陶，在言行举止上以礼仪为美德，以至于人们待人谦恭温和，相互间关系融洽，心里钦羡之余，发出由衷的感叹，称中国为“礼仪之邦”！

　　欧洲18世纪的几位大思想家：英国的坦布尔、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等，都非常推崇以礼仪为主要内容的孔子学说。坦布尔认为孔子学说是一部伦理学，涉及政治道德、经济道德、公众道德和私人道德。他说：“政府无道德，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老百姓无道德，政府无法安定与正常运转。”伏尔泰认为孔子礼仪中所宣扬的都是高洁的道德，非常实际，他要求欧洲人面对中国文化一要赞美，二要自惭，三要模仿。他们由于有如此鲜明的学术取向，被他们的同胞戏称为“欧洲孔子”。

　　孔子毕其一生制礼作乐，是着眼于社会的稳定和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此他要通过礼、乐把大家往文明之路上提升。他的努力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得到很多外国同行的高度评价，是其思想魅力导致的结果。由此亦可令我们相信当年他们给予中国“礼仪之邦”的称誉，绝非溢美之词，而是对我国古代精神文明所达到的较高水平的肯定。

　　在我国历史上，礼仪规范出现得很早，商朝的时候就有礼仪了。当然，那时候的礼仪还比较粗疏，比较简单。但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萌芽，有几个特点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一是商殷的礼仪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出现基于物质条件的丰富。《周易·序卦传》中说：“物畜然后有礼。”这里的“畜”，就是“储存”的意思。物质丰富，有了若干储存了，才有可能关注礼仪。后来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在思想上与此一脉相承。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先于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是颇近似的。

　　二是最早的礼仪并非某个帝王或圣人所制定，而是老百姓集体地约定俗成，它往往与民间的习俗相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以民俗为根基的行为规范。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史专家刘师培就说过：“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典礼变迁，可以考民风之异同。”（《古政原论》）学者李安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切民风都是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采用，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的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福利的时候，就变成民仪了。直到民仪这东西再加上具体的结构和框架，它就变成制度。”（《〈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就把俗与礼的关系以及俗如何入礼说清楚了。

　　三是最早的礼仪规范还不是在人际交往层面上进行规范，而是人神关系上的规范。也就是说这作为民风起源的“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中的“生活条件”，当时还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条件，而是人们精神领域中信仰生活之条件。因此，《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对确证商殷时代就有了礼仪文化很有帮助。

　　在上边的句子中，“鬼”与“礼”是指当时殷人事神的两种不同方式：“鬼”是一种以神的威压使人为之震慑的方式，而“礼”则是一种较为文明的与神交流沟通的方式；“先鬼后礼”的结果就如同“先罚而后赏”一样，对神只心存敬畏却不觉得亲近。总之，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礼，是祭祀神灵的规范，与社会学范畴的伦理还未挂上钩。

　　到了周朝，“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原来周人比之他们的祖先商殷人来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把礼纳入实用的范围（“尚施”）。当然，他们还不至于先进到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在“事鬼神”的同时又与鬼神拉开距离（“远之”）；于是这“礼”便成了人间社会之礼，这“仪”也就是人际交往实用之仪。在西周时，礼仪为社会划定等级秩序，定名分，成制度，规定好人们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场合所必须恪守的准则等等。礼仪作为治国的手段为西周确立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比起商殷的奴隶制社会来，历史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所以生逢东周礼教衰微乱世的孔子，才满怀向往之情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在周礼的基础上使整套的礼仪进一步完善，并创造性地用“乐”（音乐，也指广义的艺术）与之相配合，使理性的规范与情感的内化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由此可见，“礼仪之邦”不仅是给予我文明古国的一种美誉，同时也是对人类精神建构与其间蕴涵的普世性价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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