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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毕业论文最新范文：同乡会发展及对城市管理的启发

　　摘要：嵊县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47年，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时局动荡，上海首当其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该同乡会还维持了3年左右，在自我管理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不足之处。该同乡会与大多数同乡会一样，对于今天的城市管理、同乡组织都大有帮助。

　　关键词：嵊县旅沪同乡会;经营管理;城市自治

　　民国时期上海大约有100多个同乡会，抗战爆发后，一些同乡会停止运行，待到上海光复后，一些同乡会才又陆续成立，嵊县旅沪同乡会则是上海光复后成立的同乡会之一。这些同乡会在联谊乡谊、自我管理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当今，中国人口迁移频繁，如何更好地实现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如何实现对同乡组织的管理，或许可以从历史上的同乡会中寻找答案。

　　一、同乡会的成立

　　嵊县即今天嵊州市，嵊县位于浙江省东部，该县多山，境内河流众多，物产颇丰，然与民国时期浙江沿海地区相较，嵊县则又较落后。随着近代以来的逐渐开放，作为靠近东部城市的经济腹地，逐渐有嵊县人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到宁波、杭州、上海等地谋求生存发展已成为一股潮流。上海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以及嵊县到沪较近等一系列有利条件，越来越多的嵊县人来到上海打拼。这些嵊县人在上海逐渐融为一体，彼此相互照应。起初，旅沪嵊县人加入到宁绍同乡会，后来绍兴七县旅沪同乡成立，则又转而加入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加入同乡会，便意味着得到更多的照顾，更有助于在异乡的发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嵊县人在上海的发展就是一帆风顺。后来很多人都只知道当时对苏北人抱有一种偏见，“苏北人成为贫困、肮脏、落后与犯罪的代名词，不光彩的事，往往怀疑苏北人所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很多到上海打拼的外乡人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嵊县同乡也有过为“名”所累的情况。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嵊县强盗”在十里洋场被传得沸沸扬扬，上海的报纸常把“嵊匪”作为新闻标题，使嵊县人去住旅馆都会被婉言拒之门外，一时间“谈嵊色变”。从1910年代、1920年代嵊县人士在沪的糟糕名声，到后来一批批旅沪嵊县籍人士的到来，嵊县人在沪的产业越发发展。经营传统丝织业、茶业的人士已经站稳了地位，尔后兴起的越剧也几乎清一色为嵊县人员。全面抗战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嵊县人逃难到上海，这其中便有大量越剧从业人员，他们随即在上海大力发展越剧。据1939年9月统计，当时沪上成一定规模的越剧戏班有13家左右。到1941年11月6日统计时，越剧戏班增加至36家。至此，嵊县人在上海的支柱产业几乎为丝织业、茶业、越剧业。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典型移民城市，随着移民人数增加、实力提升，越来越多的同乡会陆续得到建立。随着嵊县旅沪人士实力增强，该县同乡也曾在1936年提出建立同乡会的想法，并在《申报》上刊登告示，或因抗战爆发时局影响，组会一事最终宣告夭折。抗战期间，其它旅沪同乡会也宣告停止运作，待抗战胜利上海光复后，一些同乡会才陆续得以恢复。

　　正是在这起同乡会成立的风潮下，嵊县旅沪同乡会宣告成立。1947年，嵊县旅居沪上者约有万余人。在这些人当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如驰骋政商界的王晓籁、童莘伯等。在这些业界精英的提倡下，在郑剑波等人的具体奔走下，从1947年3月到5月，经过两月有余的准备工作，当年5月11日，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召开，讨论相关议案，推选筹备会各负责人，童莘伯为筹备会主任，郑剑波为总干事。此后，筹备会又召开了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商讨筹备事项，并决定由筹备委员先行垫付筹备款项，规定发起人10万元。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筹备会的各项工作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同乡会一方面进行内部沟通、联系，另一方面积极向上海市社会局提交申请，争取尽快获得政府批准，此外，该会还注意与浙江省其它旅沪同乡会交流合作，尤其是宁波、绍兴等地同乡会。1947年7月1日，经社会局批准，嵊县旅沪同乡会终于成立。旅沪嵊县同乡陆续加入到该会当中，形成了有组织的城市自治管理机构。据统计，该会成立后不久，便已有1000余人入会。

　　二、同乡会的自我管理

　　1.优点。作为在成立在动荡年代的同乡会，尽管环境艰苦，但是嵊县旅沪同乡会却努力维持了3年时间，不可不谓“成功”。嵊县旅沪同乡会打成立之日起，便注意学习以往同乡会的管理经验，并努力在社会局的管理下尽量做好自我管理，注重与其它同乡会的联系，不但拥有较丰富的实力，而且还累积了大量管理经验。唐力行先生认为，“同乡会与旧式会馆都是以地缘为纽带的群体组织，但同乡会现代色彩更浓，功能更强。”这也说明同乡会有更多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而这些方式则通过它的组织架构和一系列章程体现出来。在成立大会上，《嵊县旅沪同乡会章程》通过。该章程确立该会的宗旨为“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同时，章程对会员以及各项工作等一一做了相关规定。通过对其它旅沪同乡会的章程对比，便不难发现其相似之处，其实也反映出同乡会受到社会局的严格监管，所拟定章程不能突破社会局的各种规定。该会成立，一方面着力对各行业精英的吸纳，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吸收诸多同乡入会。在成立大会上，该会推选出48名理事、监事(包括候补)。这些成员几乎遍及该同乡所从事的每一行业，丝绸、纺织、越剧、交通运输、水产、摄影等等。

　　而且，这些理监事的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大抵年轻有为。该会拥有强有力的后援团队，均为上海乃至全国政商界名人，如王晓籁、马寅初等。在吸收新会员方面，该会也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区分永久会员、普通会员的方式，来吸纳不同阶层的同乡入会，同时还规定了同乡享有的权利，做好宣传工作，增加会员。由于当时社会动荡、物价暴涨，初诞生的同乡会必须面临自己的生存问题，故而在自我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筹措经费方面。通过考察相关材料，可以发现嵊县旅沪同乡会的经济来源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1)会员会费;(2)会员捐款;(3)组织越剧义演。由于当时物价飞涨，在这3个来源中，前两个曾经过多次调整。在这数年当中，该会对会员会费共有4次调整，除了最后一次调整跟政权更迭有关外，其余均受到当时物价暴涨的影响，“永久会员”亦不得永久。该会经费来源的第二个途径——募捐，同样在会上被提起5次，由于屡次在会员中提出募捐，而当时经济环境恶劣，在1949年5月7日召开的18次联席会议上，还专门提出：自三月份起各理监事自由认捐指数业已收过两次，现因各业营业清淡，拟自五月份起停止征收。

　　尽管如此，但客观的恶化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将此落到实处，对会员募捐仍旧。该会经费来源的重要途径则是越剧义演，尽管该会只组织过一次义演，但这却构成了该会基金的主要部分。1948年4月21日、22日，大批越剧红星在中国大戏院举行越剧义演，为嵊县旅沪同乡会募集基金，成果颇丰，受到该同乡会的大力表扬。基金建立之后，在第10次联席会议上，该同乡会设立了大中学奖学金，以期造就同乡人才。但这个奖学金却并未能真正起到实效，名实不符。同乡董幼芳肄业惠旅产科学校，因家境清寒而申请该会奖学金，由于经费紧张，最终未能获准。同样因为资金不足，该会此次会议上提出拟设立小本贷金以救济旅沪同乡失业案亦未获准。尽管如此，该会还是竭力帮助同乡，尤其到后来局势紧张，诸多旅沪同乡急于返乡之际，同乡会还出面为同乡“集团购票”，并积极联系相关运输公司。此外，该会也注意回馈桑梓，其中便有为该县募款修建文庙、建小学等事。

　　2.不足。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该会较为民主，尤其是从其组织层面的行业分布来看，然而，形式上的民主并不等于真正的民主。从第一届理监事名单中可以看到，在48个成员当中，尽管几乎涵盖各行各业，但是老式的产业(纺织业、丝织业)有18人，占1/3，新式的越剧行业却仅仅只有5人(其中演员袁雪芬1人)，约占1/10，从这其中的'巨大差异也不难发现其权力的不均分配。显然，这与当时越剧在上海的发展状况完全不符。事实上，越剧演员与同乡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十分融洽。1947年，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时受到上海社会局干扰，据袁雪芬回忆，当时她们前往王晓籁家请求帮助，王晓籁不但不帮助解决问题，反而冷言冷语地拒绝了她们的请求。当然，早期越剧与同乡会的关系却并非如此，包括越剧演员与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的改变，或与演员在越剧发展过程中逐渐自我觉醒有很大关系。同乡会成立之后，越剧义演为该会募集到大笔经费，后来又有人提议在上海筹设越剧训练班，尽管原则上通过，可是却迟迟得不到落实，而且进行筹设工作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成员，根本就没有一名女性。对比之前越剧演员为筹设越剧学校而自发组织的义演所面临的遭遇，也不难体会当时她们在同乡中的处境。尽管同乡会有很多形式的民主，但真正要落到实处却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在嵊县旅沪同乡会的经营过程中，其表面的新式民主管理形式并不代表其民主就落到了实处，更不是意味着不分性别、不分辈分的民主，毕竟，它还有着较为传统的色彩，是传统同乡组织的一种延续。何炳棣认为，“一般而言，无论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克服了同业之内原来的窄狭地缘观念，所以最后总是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按道理言，同乡组织或者同业组织的发展趋势确为此，但是这并非短时间就能完成的过程。

　　三、思考与启示

　　自1950年5月12日第21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宣布该会结束工作、名义上存在后，该会实际上已停止运转。1953年5月23日，嵊县旅沪同乡会所有家具、账册等档案都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这也宣告嵊县旅沪同乡会正式解散，距它停止工作已过去整整3年。从该同乡会的发展来看，成立同乡会是对现代城市移民自我管理的一种良好办法，不但有利于移民自我管理，还能加强彼此之间交流联系，保持稳定。但是，作为主管部门，则又必须加强对同乡组织的管理，尤其需要对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形式、活动开展等方面的指导。就嵊县同乡会而言，该会内部保留了许多较为落后的传统因素，如对女性的偏见，以致于影响到该会的发展，这是现代同乡会需要规避的地方。只有做到民主平等，才可能让同乡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也能让现代城市发展更为和谐。

　　参考文献：

　　[1]郭绪印.老上海同乡团体[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786.

　　[2]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J].历史研究,2011,3(50).

　　[3]袁雪芬.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袁雪芬自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92-93.

　　[4]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