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的重要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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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的重要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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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的重要性论文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在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何确保广大民众的生存发展免受由于各种自然因素总体恶化而造成的重大威胁，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是当前中国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键词：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谐社会构建

　　一、生态环境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安全

　　从全球范围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物质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超出了合理的容量，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其严重后果就是：污染物大量排放、环境急剧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加快、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过度开发土地、滥伐森林、过度捕捞等致使自然资源迅速枯竭所产生的其他负面效应。联合国2005年发布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披露：过去40年中，人类对河流湖泊水资源的开采翻了一倍，1/4的海洋鱼类遭过度捕捞，90%的大型海洋食肉动物消失，25%的哺乳类动物、12%的鸟类和1/3以上的两栖类动物面临灭绝的厄运。20世纪最后几十年，滥伐森林使热带雨林锐减，35%的世界森林资源消失并导致干旱发生。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现代农业的扩展，对自然界带来了无法逆转的改变。1945年以来，开垦的农田比18、19两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农业过度用水增加了对水资源的压力，过度农耕造成土壤贫瘠。报告认为，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将会面临巨大威胁，尤其危及人类健康与长远发展。[1]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中叶，轰动一时的“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国多诺拉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哮喘病事件、骨痛疼病事件及米糠油事件)，就已向全球敲响了危害千百万公众生命与健康的生存危机警钟。

　　科学研究表明，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物物种锐减、土地荒漠化、臭氧层耗损等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对社会公共安全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态环境破坏加剧了贫困，影响了社会安定。如在非洲乃至我国宁夏、内蒙古一些沙化严重的地区，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二是给大众健康带来危机和“早亡”。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说，2004年，中国由于大气污染造成35.8万人死亡，约64万名呼吸和循环系统病人住院，约25.6万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527.4亿人民币。另据2007年7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污染报告草稿指出，中国每年约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三是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在自然灾害中，除地震、火山活动之外，许多自然灾害都与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洪涝、干旱、泥石流、沙尘暴等频繁发生，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结果，等等。

　　“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这些光辉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东方哲学的重要内核，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与自然本是一种生命体的统一，一个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题中之意。[2]

　　没有生态环境安全，就没有社会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权和社会稳定。一个民族得以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应当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倘若以土地和水资源为核心的国土资源极度短缺，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环境要素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将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当代人才有的觉醒，历代统治者都把保护自然资源、防治自然灾害作为公共安全提到国家战略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例如，中国最早提出国策概念的管仲在其《地员篇》中强调的“地者政之本”。而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长期争战造成的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悲剧，其直接原因往往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资源受到破坏，这些经常处于生态难民境域中的铁骑对文明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可见，生态环境安全事关国家社会公共安全。

　　二、中国生态环境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国家环保总局于2005年6月编制出版的《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政策开放以来，我国环保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长期累计效应，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风险在加大，威胁在加重。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归纳起来，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环境资源越来越短缺

　　我国人口众多，环境资源匮乏，已经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这是基本国情。未来十余年，我国要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人口将继续增加，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环境资源状况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首先，淡水资源面临危机。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在世界排序中居121位。而水资源总量中可用水量仅11000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增加和经济迅速发展，需水量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达5600亿立方米，快速逼近可供水资源总量的极限，并且极不均衡，南多北少，我国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170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我国660座城市中，有357座缺水，121座严重缺水，尤其是北方城市普遍缺水。许多城市因过度开采地下资源，出现了“漏斗”型地陷56个，面积达8.7万平方公里，其中，北京市有近千平方公里。随着河流上中游地区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致使不少河流发生了断流。河道断流造成河流两岸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干燥、土地干旱，下流河道特别是主糟淤积加剧，威胁防洪安全。

　　其次，土地资源明显不足。我国虽然国土辽阔，但平原只占12%，优质耕地少，可开发的后备资源少。据统计，现有耕地18.5亿亩，人均1.4亩，不及世界人均5.5亩的1/3。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由于各种非农使用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耕地大幅减少了6364万亩，年均减少超过1000万亩，没有实现耕地动态平衡的目标。全国已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8亩以下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预计到2030年，全国人均耕地不到1亩。[3]中国土地承载力已达极限，耕地资源不足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土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大量损失，将给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最后，森林资源日趋紧缺。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森林覆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优质与否的重要参数。我国属少林国家，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公顷，森林面积15894.09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27%)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蓄积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5和1/8，而且森林质量不高，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只有78.06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8%;郁密度0.2-0.3的林分面积占林分总面积的201%。另外，林地被改变用途或征占现象依然严重，每年平均约有216.3万公顷的林业用地逆转为非林业用地。[4]此外，我国草场2.6亿公顷，人均面积为世界人均的1/3。其中，劣等草占36%。总体上看，环境资源不足正成为制约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瓶颈。

　　2.生态环境容量约束加大

　　由于人口增加和能源资源超常消耗，大量废气、污水、垃圾直接排放，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遭受破坏，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较大威胁。

　　第一，水环境每况愈下。据国家环保总局调查统计，2006年，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达33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量与日俱增。其中，黄河流域2006年工业污水的排放量达32亿吨，长江流域为137亿吨，淮河流域为26亿吨，珠江流域为53亿吨，分别比上年平均增幅高出2-3%。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对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全国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139万平方公里，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为2.9万平方公里。[5]

　　第二，大气环境严重恶化。我国境内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原因主要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急剧增长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及局部地区工业废气大量超标排放。我国煤炭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68.9%。据估算，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都来自于煤炭的燃烧。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的14%，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排放国。2003年，国家掌握监控数据的340个城市中，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只占41.7%，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91个，占26.8%。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增加，机动车尾气已成为大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2003年，全国机动车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炭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达到863.1万吨、3637.8万吨和5492万吨，分别比1995年增加2.5倍、2.1倍和3.0倍。[3]

　　第三，酸雨呈蔓延之势。由于大气受到污染且日趋严重，现在，我国已是仅次于欧洲和北美的第三大酸雨区，其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20世纪80年代，中国酸雨主要发生在重庆、贵阳、柳州以及川、黔和两广地区，酸雨面积约170万平方公里。到90年代中期，酸雨已发展到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酸雨面积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2003年，全国487市(县)的降水检测结果显示，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65个，占上报城市数的54.4%;年均PH值小于或等于56的城市有182个。与2002年相比，出现酸雨的城市比例增加了4.1个百分点;降水年均PH值小于和等于5.6的城市比例上升了4.7个百分点，酸雨污染较上年度加重。[4]2004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十五”计划》表明，中国目前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损害和人体健康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100亿人民币左右。

　　第四，固体和有毒废弃物污染严重。我国单位GDP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年产生工业废弃物13亿吨左右，其中，危险废物1000多万吨。工业排放的固体废物主要集中在煤炭、采矿、冶金、化工等行业。现在，全国城区生活垃圾年产生量1.5亿吨，与20年前相比增加了近6倍，垃圾处理率为50.8%。抽查的329个生活垃圾处理厂中，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仅为15.6%。垃圾填埋场二次污染问题突出。历年城市生活垃圾堆放量达65亿吨左右，占地面积近600平方公里，全国有2/3以上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历年堆存的`危险废弃物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淋浴水污染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水平很低。家电及电子垃圾产生的污染成为新的环境问题。电子垃圾向我国越境转移问题也应引起高度关注。放射性污染威胁也在增加。[3]

　　第五，农村环境令人担忧。农业和农村污染源点多、面广。目前，乡镇工业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比重接近或超过50%，已成为影响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城镇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成为农村内河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大多数村镇没有无害化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被随意抛弃在河塘或低洼地，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而且造成河道淤积，污染水体。农村畜禽粪便、水产养殖污染、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也使农村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第六，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主要表现为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都不同程度存在退化问题。我国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不高，森林构成主要以人工林和中幼林为主，而最为重要的天然林及生态效益最为明显的成熟林仍然在减少，导致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下降;90%以上的天然草场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沙尘源;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分布最多的国家之一，荒漠植被的过量利用和内陆河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荒漠植被和荒漠区绿洲的生态退化，水源涵养和调节能力下降;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仍很严重;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破坏加剧，海域总体污染状况仍未好转;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全国共有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4000至5000种。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导致自然生态系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能力减弱。尤其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微量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沙尘暴、高温天气和低温冰雪等)在我国的出现频率与强度在不断增加，对我国许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影响。气候变异已经不是一种预测，而是实实在在的危险，还在不断增长，给国人带来痛苦和经济困难，这种影响和挑战不容回避。[6]

　　三、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须多措并举

　　生态环境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就是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巩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注重统筹兼顾，合力推进，配套进行。

　　1.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五种关系，全面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发展观念的崭新思考，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进行检省后的一种明智选择，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赋予生态环境安全保障最重要、最根本的时代重任，更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历史性转变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为此，在指导思想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纳入国家战略考虑的层面，尽快因地制宜地建立起各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这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切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有将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只有从国家公共安全的高度认识生态环境问题，只有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保障公共安全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而妥善地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从源头上解决对生态环境的危害问题。在发展布局上，要遵循自然规律，根据区域环境资源和自然生态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要求，规范国土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把经济活动控制在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之内，从源头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方式上，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做到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重化工)，改变“二产比重高、三产比例低、一产发展滞后”的不协调现状;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6]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鼓励发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等生态产业，推行清洁生产，彻底摒弃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发展规划上，要加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发挥自然修复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要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天然草原植被恢复、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防沙治沙等生态治理工程。要因地制宜发展适应抗灾要求的避灾经济。积极推进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和环境优美乡镇等生态示范创建工作，树立一批科学发展的典型。要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7]

　　2.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全民族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千军万马齐心协力维护环境安全的局面。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安全的警示教育，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站在国家长远发展全局的高度，把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摆上重要位置，才能痛下决心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不断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和大众传媒工具，在全社会开展生态环境安全宣传，使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各级政府要及时发布生态环境信息，让社会公众了解生态环境状况，充分调动广大公众爱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将保护生态环境热情转化为自觉行动。要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社会风尚，努力营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安全意识，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生态环境安全度的提高。[8]

　　3.实行最严厉的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制度

　　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不但要解决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问题，更需要政府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法律保障，要像控制人口一样实行最严厉的生态环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首先，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具有法律保障的程序及制度，保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安全的要求，特别是使有关生态环保部门能充分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策过程。要强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把生态环境安全目标切实纳入国民经济整体战略规划和各级政府计划中，对生态环境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发展重大决策要实行公众听证，逐步使综合决策和协调规范化与法制化。其次，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必须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走向法制化，即用规章制度使损害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成本和培育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效应都“内部化”，迫使人们在经济决策、追求快速城市化时，考虑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从而由直接责任者承担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全部代价，或使培育生态环境资源的人得到比从市场更多的好处。同时，依法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以加强干预促使市场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安全。[9]第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综合运用价格、财税、金融、收费、保险、产业和贸易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市场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四，改革、完善经济核算和政绩评价制度体系，使各级干部由原来主要关心经济增长速度变

　　为全面关心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社会、民生的协调持续发展。

　　4.着力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

　　首先，必须有效防范突发性环境事件。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环境事故高发期，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重大突发性环境事故警示我们，必须建立健全防控体系，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健全决策响应系统。要将重点流域、重点地区、重点作业、重点部位作为防控的主要对象，常抓不懈，把环境安全消除在萌芽中。一旦发生事故，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断然措施，科学处置，将危机和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其次，必须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要将水、空气、土壤污染防治作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重中之重，把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确保农产品安全。加快实施危险废物处置、污水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燃煤电厂脱硫、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等国家环保重点工程。[7]第三，必须增加投入，偿还生态欠债。长期以来，生态环保投入不足，欠债过多，留下了巨额生态赤字。生态赤字带来的后果是生态环境恶化和灾害加重。要根本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就必须增加投入，偿还生态欠债，做到“多还旧债，不欠新债”。[6]第四，必须大力加强科技支撑能力。科学技术对于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不断加大流域性、区域性、全局性等前瞻性重大性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成因与演化趋势的研究，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形成国家、地方、政府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等的监控、预警技术体系。要加强自主创新，力争在生态环保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以通过科技进步相对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需求，用现代科技克服生态环境在协调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减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过载压力。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高新技术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应用，通过技术进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并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以在更高起点解决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利用与污染处理效率低及环境资源退化问题。

　　5.积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国际社会越来越相互依赖，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由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具有扩散性、跨国性、不可逆转性和消耗性等特点，而且问题的解决符合全球共同的利益，因此，各国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必须走对外开放之路，积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了切实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保障国家生态环境安全，要积极主动参加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重大活动和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的全过程当中去，既可维护我国合法的生态环境权益，又可介绍我国的生态环保工作，消除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影响。要积极参与并组织国际交流活动，开展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技术和信息交流，积极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提高我国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要紧密跟踪国际发展的最新形势，结合全球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热点，组织开展重大问题的调研与分析，及时建立生态环境安全危机应急处理机制以及生态环境安全预警网络和体系。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领域的国际重大行动，认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积极参加全球生态环境科学综合调研，共同研究分析解决危及生态环境安全的世界难题，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注释：

　　[1]郭林.谁来拯救我们的环境[N].光明日报，2005-04-08.

　　[2]周生贤.走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J].经济要参，2008(2).

　　[3]亦冬.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J].攀登，2008(1).

　　[4]黄莺.全球环境安全问题综述[J].国际资料信息，2004(7)：7.

　　[5]刘助仁.构筑21世纪新阶段生态文明任重道远[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8(2)：17-18.

　　[6]春雨.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08-07-17.

　　[7]曾培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巩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N].中国环境报，2006-06-12.

　　[8]王玲.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谈采取措施维护生态安全[N].经济日报，2006-06-06.

　　[9]丁丁.对生态安全的全面解读[J].经济研究参考，2007(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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