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

时间：2022-04-15 08:29:18 论文我要投稿

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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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

　　摘要：

　　在中国商业史上，徽商、晋商在明清时期非常著名。近代以降，徽商、晋商衰落，浙商、粤商、苏商、闽商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多，但是对于为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的豫商，则很少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

　　豫商,河南,商业

　　河南处于黄河中下游，居于中国中东部。河南之得名与黄河有莫大的关系。河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故而有“河南”之名。远古时代，河南气候湿润，河流纵横，森林密布，草木茂盛，各类野生动物众多，尤其是大象，这已经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野象众多导致了象形文字“豫”的产生。“豫”的意思即为人牵象之地。因此，河南简称“豫”。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河南为豫州。从地理位置上看，豫州居于九州的中心地带，所以河南又被称为“中州”、“中原”。长期以来，河南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当中，就包括目前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的豫商精神。

　　所谓豫商，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的是在河南本地经商的河南人，第二类指的是离开河南在其他地方经商的河南人。豫商无论身在何处，其根源都在河南。

　　一、豫商精神的形成

　　“河南人经商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且在中国的商业发展史上贡献卓著。”据史料记载，早在夏代，南阳人、禹州人就用牛车运输货物，四处经商。他们可谓是最早的豫商。居住在商丘的商族祖先王亥用布帛为货币单位，带领族人在各个部落之间进行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王亥应当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豫商，也被称作‘中国商人的始祖’”。因为商族人善于做生意，所以从此以后汉语里就有了商人、商业的称谓。可以说，中国的商文化肇始于河南。

　　从商朝开始，一直到东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河南的经济愈来愈繁荣，这就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豫商精神也在此期间形成。豫商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多种经营。这方面以范蠡和樊重为代表。范蠡，南阳人，生活于春秋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弃官从商，成为亿万富翁，世称“陶朱公”。范蠡经商，经营项目众多，涉及粮食、牲畜、盐业、茶业、手工业等多个门类。范蠡不拘泥于一种经营项目，多管齐下，综合经营，拓展了财源，降低了经营风险。

　　樊重，东汉唐河县人，是东汉时期一个著名的田庄主。樊重的田庄多达300公顷，他在田庄中进行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商业等无所不包。通过多种经营，樊重富甲一方。

　　2、诚实守信，注重质量。范蠡和樊重是这方面的典范。范蠡在经商时，非常注重诚信和商品质量。范蠡经商，童叟无欺，从不拖欠货款或者赖帐不还。无论是买进还是卖出商品，范蠡都会尽力保证商品的质量。范蠡认为，商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范蠡经商，充分体现了儒商的特点。范蠡经商靠的是娴熟的商业技巧，他从不坑蒙拐骗，掺假使坏，以次充好。

　　与范蠡一样，樊重也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其田庄所生产的铁质农具、铜镜等手工业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造型美观。

　　3、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师史是这方面的代表。师史，西汉洛阳人，以经营商品运输业致富。洛阳水陆交通发达，师史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师史的运输车辆多达数百，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可见到师史的运输队伍。师史利用各地的货物差价，很快发财。师史经商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种种艰辛。西汉时期的交通和运输条件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师史带着车队走遍全国各地，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面对困难，师史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这充分展现了师史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为了顺利完成商业活动，师史多次过家门而不入。

　　4、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这方面的代表是子贡和樊重。子贡是濮阳人，孔子72弟子之一。子贡内儒外商，他坚决反对为富不仁，认为“为富当仁”。子贡认为不义之财不可取，做生意靠的是勤奋和诚实经营。惟其如此，才会受到人们尊重。“子贡坚守这种‘为富当仁’的观点，这是豫商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值得后人敬仰。”

　　樊重在唐河富甲一方，但是他并不仗势欺人。相反，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经常伸出友善之手。穷苦的乡亲和遭受天灾人祸的四邻往往会受到他的救济。樊重帮助别人，不图报答。唐河百姓敬佩樊重的善行，他们联名推举樊重为唐河的三老。在汉代，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得到三老的荣誉称号。

　　5、热爱国家，为国出力。弦高和卜式是这方面的代表。弦高是春秋时期郑国商人。一次，弦高到洛阳做买卖，正好遇到准备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弦高处变不惊，他立刻派人赶回郑国报信。同时，弦高又大唱空城计。他把12头牛和4张熟牛皮送给秦军，说是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劳师。弦高此举使得秦军以为郑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遂放弃了偷袭郑国的打算。弦高以自己的过人胆识和聪明机智把郑国从灭亡的险境之中救了出来。在弦高行为的背后，是深沉的爱国主义。弦高的爱国行为一方面使他受到了郑国国君的褒扬与赏赐，另一方面，也使得他青史留名。《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史书对此都有记载。

　　卜式，西汉洛阳人，是汉武帝时期一位著名的畜牧商人和爱国者。卜式经营畜牧业赚了很多钱，他致富不忘报国。汉武帝时期西汉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卜式为国分忧，他告诉汉武帝自己愿意捐出一半的财产充作军费。卜式的义举在朝廷引起了轰动。匈奴战争结束后，汉武帝移民实边，所需费用由国家支付。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汉财政极其拮据，目睹此情，卜式再次捐款，用于移民所需。

　　6、注意供求关系，薄利多销。这方面以范蠡、子贡和白圭为代表。范蠡时代的商人做生意一般要赚取20％的利润，范蠡却与之相反，只要有10％的利润他就会出售商品。范蠡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薄利多销的原则。

　　子贡注意到了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供小于求，则价格上涨。只有准确地把握供求关系，商品才可卖个好价钱。子贡经商经常采用贱买贵卖的策略。由于掌握了商品买卖的'价值规律，子贡日进斗金。正是在子贡的资助下，孔子才得以周游列国。所以司马迁赞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白圭，战国洛阳人，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后世人誉为“治生鼻祖”。白圭的经商手法非常娴熟，主要有：第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结合战国时代的生产实际，秋季，粮食丰收的时候，白圭大量收购谷物。农民卖了粮食，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白圭就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推销当时社会上所缺乏的丝绸和漆器等手工业制品。春季，蚕茧收获之时，白圭实时收购，并抓住春天青黄不接的有利条件，向农民出售秋季所囤积的粮食。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策略，充分体现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通过此种方法，白圭获利颇丰。白圭在经商时，善于把握瞬间即逝的商机，司马迁赞誉他“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经商，贱买贵卖，但并非囤积居奇。白圭赚取的是合理利润。白圭的经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商品的供需平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白圭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丰富的商海经验。白圭主要做农产品生意，在古代，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天气息息相关。因而，白圭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历法，找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预测农业收成的方法。白圭认为:“太阴在卯，攘；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攘；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白圭依靠自己总结的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的方法，在丰年时大量收购粮食，到灾害之年出售，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第三，薄利多销。白圭做生意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收入有限，价格高昂的物品他们买不起。针对农民的消费特点，白圭制订了“欲长钱，取下谷”营销策略。所谓下谷，就是农民平常吃的粮食。这类商品价格波动较小，单位利润不大。但是，民以食为天，农民对粮食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大的需求量当中蕴含着大的利润。依靠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白圭迅速发家致富。

　　二、豫商精神的发展

　　隋唐和北宋时期，中国结束了自汉末以来长达几百年的混乱割据，重新实现了大一统。这一时期，社会稳定，为中国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命脉，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产量。京杭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南北水运，为南北方的商业来往提供了水上大动脉。遍布全国的驿站旅馆不但为商人提供了温馨的港湾，而且还是商业向偏远地区发展的触角。统一的货币制度为商品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中国的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城市了出现了夜市及最早的银行——柜坊，农村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草市。中国的商业跨出国门向国外发展，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大量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与中国互通有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及中外经济交流。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河南的农业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业已形成的豫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为国出力是豫商精神的要素之一，这条要素改变了政府对商人的偏见。唐太宗就曾经昭告天下要求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商人奖励。唐太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于经商的成见，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商业。农业生产本身比较辛苦，再加上这一时期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利润丰厚，很多百姓纷纷弃农经商，投身商海，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豫商队伍。

　　豫商精神中的诚信经营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有个姓孙的豫商在开封经营酒店，依靠诚信打开了市场，吸引了众多回头客，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一家樊姓茶楼的老板因拾金不昧而名扬天下。福建李氏在该茶楼饮茶，把贵重物品遗忘于此。事后李氏发现时人已在外地，遂认为不可追回。几年后，李氏又到开封，碰巧又在该茶楼喝茶。在与友人的闲聊中，李氏说起了当年之时。茶楼老板听到之后，就细问了李氏丢失物品的特征，李氏一一作答。答对之后，茶楼老板就归还了李氏所遗忘的物品。茶楼老板的行为使得李氏惊叹不已，当即拿出酬金，却被老板拒绝了。老板说经商当以诚信为本。彼时的众多文献记载了豫商的诚信。《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一事：“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有些豫商因为能够预测市场行情，及时把握供求关系而发财致富。周景就是这类豫商的代表。汴河疏通后，周景预计汴河将成为商业流通的黄金水道，而在汴河周围尚没有一间仓库。周景抓住商机，在汴河边兴建了一个大型的客栈——十三间楼。十三间楼既提供食宿，又提供存放货物之处，且卫生安全。十三间楼很快引起了在汴河上来往的商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把货物存放在这里，不时在这里食宿。周景靠十三间楼迅速成为一代富商。

　　南方的金橘清香味美，豫商为了赚取，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将其运到开封。橘生南方，作为北方人的开封人此前并没有吃过金橘。因而，起初，金橘在开封没有打开市场。但是豫商并不失望气馁。他们知道金橘的质量，相信一旦宣传开来，金橘必然会畅销。豫商通过关系将金橘进献给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张贵妃在食用了金橘后赞不绝口。这样，金橘依靠豫商的智慧得以进军开封、河南以至北方。市场打开之后，如何保证金橘的供应则成为摆在豫商面前的一道难题。豫商经过多次摸索，找到了长久储存金橘的方法。欧阳修的《归田录》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其欲久留，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熟，而喜性凉，故能久也。’”

　　河南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京杭大运河把河南与中国其他地方有机地联系起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大都是先运到河南储存起来，然后再通过运河转运到其他地方。大运河的繁忙造就了更多的豫商。有些豫商与官府合作，用官船运送货物。单干的豫商则成立自己的船队，主营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及南北方的特产。由于水路畅通，货物吞吐量大，很多豫商的船队都是满载而归。当时政府对于盐业不征税，一些精明的豫商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投身盐业运输，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可以说，当时京杭大运河的主力军就是豫商。豫商带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南北的经济交流。特别是在灾荒的年份，豫商把富裕之地的粮食运到受灾之地，一方面赈济了灾民，另一方面，也赚取了合理利润，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新唐书》对此有记载：“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诸郡，米价渐起。”

　　开封和洛阳是当时河南乃至全国两大著名的商业都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很高。开封当时有150万人口，居世界第一，达官贵人如云。这些人生活奢侈，消费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封商业的繁荣。开封的商业突破了过去市坊分离的格局，打破了经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通宵营业，随处可见店铺。大大小小的豫商抓住时机，在开封进行商战。豫商为开封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开封的大街小巷、桥津渡口到处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开封的繁华，而图中的诸多人物无疑是豫商。开封经济的发达吸引了众多外商。一些犹太人也前往开封做生意，他们带来的物品主要是“西洋布”。“‘西洋布’就是棉布，中国人到14世纪才会种棉，因此‘西洋布’便是一种稀有的物品。”这些经商的犹太人在开封定居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对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这不能不说是河南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洛阳在城市布局中突破传统的桎梏，专门建立了商业区。洛阳市有三大商业区：南市、北市、西市，它们的规模很大，客商云集。南市方圆6里地，紧邻着通济渠，渠上百舸争流，来往的商船络绎不绝。进入南市的大门有12个，南市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在三市内，店铺密集，人流如织，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商业的繁华使得营业面积显得紧张，一些聪明的豫商就在店外摆摊经营。在这一时期，豫商的权利观念日益提高，他们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于是，各种行会纷纷成立，如米行、药行、香行、谷行、丝绸行、瓷器行、铁器行等。一些豫商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迎合百姓的消费需求，开设了酒肆、旅店、小吃店等，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现象。洛阳在豫商的推动下显得日益繁华，很多外商也经常到洛阳做生意，洛阳遂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随着外商的到来，基督教也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基督教徒在经商的同时也宣扬基督教义。洛阳凭借商业繁华引进了基督教，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豫商史上是个奇迹。洛阳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唐三彩。在当时的中国，丝织品的主要生产地不在南方，而在河南。河南的丝织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种类和样式繁多。河南丝织品的集散地以洛阳为中心。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商人在洛阳大量收购丝织品，而一些豫商则不失时机地把丝织品运往国外谋利。这些豫商外销丝织品的地区主要是西域及其以西的国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包括洛阳这条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三、豫商精神的传承

　　自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则转移到北京。在历次战乱中，河南都是主战场，且灾害不断。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豫商的衰落，尽管有怀庆府药材商帮和巩义康百万家族的短暂辉煌。与明清时期崛起的徽商和晋商相比，豫商黯然失色。豫商衰落的根源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不利的客观环境。在衰落的背后，历史上形成的豫商精神不时闪现。它在坚持，在苦苦寻找破茧而出的良机。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为豫商精神提供了传承的气候和土壤。一大批河南人传承豫商精神，走南闯北，展示了新豫商的形象。目前，新豫商已经渐成气候，在省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河南本土，以三全集团的陈泽民、思念集团的李伟、方欣米业的夏富恩、白象食品的姚中良、双汇集团的万隆、好想你枣业的石聚彬、长通物流的夏青田、宇通集团的汤玉祥、新飞集团的刘双银、天冠集团的张晓阳、许继集团的王纪年为代表的豫商，打造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叫得响的知名企业。这些企业传承源远流长的豫商精神，与时俱进，不但推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人口大省的河南提供了诸多就业岗位。

　　在广东，豫商创办的企业有9200多家，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物流、电子、食品、药材、餐饮业、洗浴业、家具等多个领域。广东的豫商大都白手起家。他们从底层干起，积累了生产经验与原始资金，传承豫商精神，一跃成为老板。广州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中山同益饰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长江以诚信立足。广东振威国际展览公司董事长张学山、健康元药业集团董事长朱保国以善于捕捉商机发家。珠海三合汽车维修公司董事长李庆军、广宁八一生态农场场长贾东亮靠勤奋刻苦终成大业。

　　在江苏，依据企业发展的脉络，豫商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白手起家的豫商。这些豫商大都出身草根阶层，依靠自己的勤劳踏实，一步步走到今天。第二种是从部队转业的河南人直接投身商海创办企业。第三种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河南人辞去公职从事商业。第四种是总部在河南本土，分公司在江苏的豫商。南京伟豪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宪朋、南京卓宁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俊、南京龙升私人健康会所董事长刘现伟、南京兆加亿地毯公司总经理赵丙华是江苏豫商的杰出代表。

　　在山西，有10万豫商，其中身价过亿的有50多人。山西是资源大省，来山西创业的河南人秉承豫商精神，在晋商的地盘上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山西的建筑业基本被豫商垄断，豫商是山西市政工程、路桥建设的领头羊。山西的豫商很抱团，经常联合争取开发项目，很好地演绎了豫商精神。华嘉盛集团董事长彭家华、华通路桥集团董事长王国瑞、山西宏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红星、林州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跃立、山西鼎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福生、山西诚泰建筑公司总经理李建明是山西豫商中的佼佼者。

　　在陕西，大大小小的豫商有100万人，仅西安一地资产过2000万的豫商就有200家。陕西的河南人很多，大部分是在灾荒的年月逃难过去的。可以说，陕西是河南人的第二故乡。在陕西省会西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在西安的大明宫建材市场、康复路零售商品集散地、贝斯特物流园区、朱宏路机电市场等著名的商业中心，豫商经营的品牌俯仰皆是。陕西的豫商“靠着实干和苦干赢得了他们客户和更多人的信任，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优秀企业家精神”。西安方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轩洪亮、陕西金鹰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廷发是陕西豫商的领头羊。

　　豫商不但在国内东南西北四处征战，而且还把触角伸到国外。出国经商的河南人有45万，分布于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马来西亚是豫商的主要集中地。在这些国家，豫商先后成立了河南商会。在国外的豫商，注重整体形象，通过他们，一批河南品牌得以扬名国外。

　　新一代豫商秉承豫商精神，对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豫商为河南转移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把新技术引进到河南，促进了河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豫商通过自身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河南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豫商把外省的新观念介绍到河南，带动了河南人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有利于河南的改革开放。

　　目前，河南吹响了中原崛起的号角。河南省提出要在国内外树立新豫商形象，打造豫商品牌，提升豫商影响力。新一代豫商，必定会传承豫商精神，在中原大地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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