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学改革方向研究的论文

时间：2021-06-14 14:32:05 论文我要投稿

中国教学改革方向研究的论文

　　摘要：教学实践领域并不存在技术研究日渐式微的问题。相反，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程度。“红领巾教学法”以及“洋思”和“杜郎口”教学模式移植的失败一再提示我们，教学技术研究决不能异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新课程改革并没有患上“理念依赖症”，理念化腐朽为神奇之魅力往往在技术遭遇困境之时一览无余。我们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还远未确立，现代化教学理念要真正树立并深入人心，任重而道远。教学改革是关涉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既不可以轻易启动，也不能随便叫停。中国教学改革所亟须的不是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转换，而是要遵循“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的变革路径。

中国教学改革方向研究的论文

　　关键词：教学改革；教学技术；教学理念。

　　技术提升和理念推广作为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双翼，其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问题一直是新课程改革以来争论的焦点。周序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的教学改革存在着“技术提升日渐式微”“理念推广操之过急”等问题和误区，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转换”。此观点正中“从上自下”教学改革之痼疾，是对“急风暴雨”式教学改革路径的当头棒喝。几经拜读周序的论文（以下简称“周文”），我们收获良多，但也感觉周文所论及的诸多观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遂不揣浅薄，笔者就中国教学改革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发表一些感想和陋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周博士。

　　一、技术研究是否日渐式微：

　　从同样的例子说开去1．实践领域对教学“技术”的关注真的不够吗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教学论领域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达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教学理论脱离了教学实践。不可否认，目前理论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和理论话语的宏大叙事使得教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居高不下，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但我们是否还要进一步地追问：在教学理论脱离实践的同时，教学实践有没有脱离教学理论呢？在我们看来，教学实践领域由于醉心于可作流程的挖掘，埋首于教学技术的更新，其脱离乃至拒斥教学理论的程度可能更甚。

　　笔者曾受邀为太原市某学校开展的“校本教研高级研修班”做有关“学校课程计划的研究与编制”的讲座。在讲座之前，主办方一再嘱托： “要紧贴实践”“要有操作性”“要多举例子，给出示范”。而在讲座后的互动环节，有更多老师抛出的问题是：“您所介绍的课程计划编制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您列举的案例也很有代表性，但是由于我们学校存在×××样的特殊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您能帮助我们设计出具体操作的步骤、程序或相对应的模式吗？”这种要求教学理论研究者直接为实践中的难题开具药方，甚至为其量身定做可以拿来就用的操作方案的情形，在笔者与一线教师接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而笔者的这种主观印象也在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得到印证和验明［2］。甚至有学者将一线教师追寻程序化、模式化、固定化的教学模式的倾向名之为“技术崇拜”和“方法依赖”。

　　因此，周博士通过其讲座主办方所说的“现在的形势就是要全面铺开翻转课堂”这句话，就得出“和对理念的痴迷与热衷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对教学‘技术’的关注明显不够”这样的结论，可能就稍显仓促了。笔者认为，实践中并不存在对教学“技术”关注不够的问题，恰恰相反，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程度。

　　2．技术研究决不能异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

　　从周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隐约读出，其所谓的“技术研究”，其实就是“操作层面上可供教师参考和模仿的案例”或者是“备课—上课—评价这样的固定流程”。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所谓的“技术研究”真的日渐式微了吗？笔者以为，教学实践中从来就不缺乏对这种教学技术的研究与关注。

　　从远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教学论专家普希金娜的红领巾教学法在我国曾经盛极一时，几乎成为当时语文教学中的唯一方法，其影响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还能寻觅到踪迹。红领巾教学法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可供模仿”，其固定的`流程是：介绍写作背景—讲练生字词—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勾勒写作特点—巩固练习等环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存在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教学法对于教师掌握教学节奏、保证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成为很多偏远地区教师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的导航与拐杖。但是这种固定化、套路化甚至机械化的教学流程，却将教师捆绑在“匠人”“机器”以及“传声筒”的角色与位置上。在当今教师学历总体达标甚至超标、师范生教学技能普遍过硬的背景下，这种固定的教学流程很可能成为教师教学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的桎梏。

　　从近处来说，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东庐中学的“讲学稿”、后六中学的“导师制”等教学模式均有可供模仿的案例和可操作的流程。从预习交流到分组合作，从展示提升到达标测评，这些处处体现出一线教师在“教学技术”方面的思考与智慧。因此，教学实践中的真实情况并非如同周文所阐述的那样： “对话的操作与设计、讨论的管理与组织、探究的调控与引导等微观的、具体的内容，鲜少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纵观教学一线实践，以洋思、杜郎口、东庐、后六等中学为代表的教学改革，虽遭遇到零星的批判与诟病，但它们在教学技术道路上探索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曾几何时，“远学洋思，近学杜朗口”成为众多学校师法优秀、相互借鉴的口号。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洋思、杜郎口、东庐和后六教学模式在全国各地移植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尴尬一再提示我们：教学技术并不是可以死记硬背的机械教条，不是可以脱离情境的固定教学流程，更不是教师“达至优秀可供模仿的案例”。正如杜威（ John Dewey）所言： “他者，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在某种情景脉络中所采用的方法，判断这些方法是有所裨益的还是有害的，要看它们是驱使个人更加的明智还是诱导个人不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教学技术的研究，决计不能矮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有固定操作步骤的流程。

　　二、我们是否患上“理念依赖症”：

　　以我们课题遭遇到的困境为例1．理念的依赖并不是一种病症作为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双翼，技术提升和理念推广并不是一种你高我低、此消彼长的关系。通常来说，技术作为“硬件”和“血肉”，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具支持；理念作为“软件”和“骨架”，为教学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理念的推广和依赖并不能也不应该被冠以“病症”的称号。理念的接受和内化，往往能在技术上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开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格局。

　　笔者曾联合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就新近兴起的“翻转课堂”，在太原市几所重点中学做初步的验证和推广工作。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技术和条件制作短小精湛的教学视频、配备清晰明确的教学信息、打造形式多样的在线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

　　当我们的行动研究行将搁浅之时，我们在河南大学承办的以“数字化时代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上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在会议发言时，我们向主持会议的专家李如密教授转述了我们课题推进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难题与困惑。李教授是这样回答的： “‘翻转课堂’不应该被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教学流程，也不应被视为技术对教学的全面统治。实质上，翻转课堂所表达的是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学理念、‘先教后学’的传统教学流程、‘以教师为中心’传统课堂结构的反叛。在国内，我们也有类似的教学理念，比如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教学模式’。在这些教学模式中，学生并不使用微视频和在线课程，而是利用习题册、导学案等。因此，将包含学习任务、学习资源、学习指南的任务单、习题册、导学案等提前发放给学生，可以发挥如同微视频和在线课程同样的作用。”从李教授的阐述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支持理念推广所需之技术尚未具备时，理念的灵活掌握与充分吸收可以为看似穷途末路的教学改革带来豁然开朗的新局面。

　　因此，周文所说的教学改革在“教学理念的推广方面，必须以技术上的‘可望达成’为基础和前提”，这可能就需要进一步地斟酌了。改革不同于做饭，要等到所有的配料准备齐全才能开火。改革之所以称之为改革，就在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就在于目标和条件之间存在着梯度。如果改革的条件均已具备，改革的技术均已成熟，那么此时的改革只能是现状的延伸、常态的延续甚至是裹足不前了。

　　2．我国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远未确立。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启动的八次课程改革，姑且依照周文思路，将新一轮基础教育教学改革认定为“理念先导”的话，那么以“技术为先导”

　　的改革形式则八中有五。摒除第一次改革对旧教育实行“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第四次改革所发起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第八次改革所倡导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其余五次课程改革均依循了“技术先导”的改革思路。因此，“‘理念先导’的改革形式遭遇到诸多反对和批判的声音，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便显得并非那么心甘情愿和从容不迫。因此，‘技术先导’似乎是‘理念先行’之外另一种可行的改革思路”可能就不是什么新颖的改革倡议，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改革的常规性做法和相沿成习的惯例。

　　有学者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八次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做了这样的一种概括： “从第一次改革拉开帷幕算起，我们已经历经了六十余年的教学改革的征程，教学目的也随时代的发展几经变换。但是现代性教学的核心理念始终没有深入人心，从而真正地确立起来。传统教学的根基依然盘踞在学校教学领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动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于依赖“技术先导”的改革思路，致使改革止步于课程的更迭、教材的更换、教学方法的更新、教学手段的更替等浅显层面，而对关涉更为深层次的现代性教学理念的变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即使偶有学者敢“冒大不韪”，提出一些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发展利益、对接教学实践需要的教学理念，也往往会被冠以“浪漫空想”“不切实际”“无济于事”等头衔。在一浪强似一轮的质疑、商榷、批判之下［6－7］，很多学者选择了三缄其口、默不做声。这也导致很多有先见性、先进性和先导性的教学理念，只是轻轻地在实践的表皮刮过一阵风，而后便如“过鸭背之水”，鲜有留下痕迹。

　　我们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远未确立。现代性教学理念要真正树立并深入人心，任重而道远。叶澜教授就此曾经说过： “传统教学理念的典型形态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定的那样，是‘教师中心’或者‘重教抑学’的。在本质上，传统教学理念要么把教和学视为一个围绕另外一个转的中心和边缘关系，要么把教学看作可以加以分割的单边性活动。欲实现教学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突破这一始终束缚我们的认识前提。”但在认真拜读和学习周文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地会际遇到“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讲授教学”与“探究学习”、“知识传授”与“培养人”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周文“进步主义教育的最终停产……概因选择了错误的教学理念，从而留给人们深刻的教训”之论述，一方面说明作者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国家所占有之地位、所产生之影响、所具有之积极意义没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征作者仍然没有摆脱教学改革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钟摆现象的漩涡。

　　在这里，笔者改用周博士的一句话来表达笔者的观点：我们对一线教师应抱持的现代性教学理念，根本就没有“重视得过头”，更没有患上“理念依赖”的病症，而是还欠缺关注，还需不断加强，深入研究。

　　三、中国教学改革是亟待转向，还是更需坚守。

　　新一轮课程改革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型”的变111革路径，这种变革路径由于强调理念的推广和快速移植，而导致了“穿新鞋走老路”“形式上热闹、实质上空虚”等教学怪现象的产生。在对自上而下型变革路径反思的基础上，加之学术界对目前“实践中心”和“实践优先”等西方教学理念的推崇，一种倡导一线教师“摸着石头过河”的教学变革路径便凸显了出来。有学者提出： “即使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作为指引，只要我们的教师能够依赖自己的实践经验，遵循日常经验的惯例，对教学技术进行相应的调整，仍然可以出现成功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在国内有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教学’和李吉林的‘情景教学实验’等；在国外有泰勒（Ｒalph Tyler）的‘八年研究’和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等。”作为一种与“理念先行”不同的改革思路，“技术先行”的改革路径也许更加可行。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的转型。

　　当前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面临的困难以及遭遇到的阻力都空前加大，一些重大的、关涉全局的问题逐渐地凸显和浮现出112来。诸如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如何落实、赋予教师课程权力如何兑现、课程评价乃至改革该走向何方等重大课题，仅仅靠一线教师的技术摸索与实践经验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不同于浅水区的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体验，处于深水区、要啃“硬骨头”的我们显然更需要动力的集聚、共识的凝结和理念的引导。这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良好的顶层设计、先进的改革理念、充足的改革动力“能够为教学实践和一线教师提供有力的行动线路与高明的改革图景，让教学改革能够稳步、深入、持续地开展下去”。因此，在改革已然迈入深水区的当下，我们在为实践方面让渡出足够的权力与空间，让实践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充分参与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地培育和鼓励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通盘考量、重点突破、统筹规划等教学改革形式。放眼全球，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不论是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欧洲的《波伦尼亚进程》抑或是日本的《21 世纪 COE 计划》，由政府主导、专家领衔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愈来愈成为破除本国教学之痼疾、汲取他国教学之精髓、把控教学改革之潮流的普遍做法。为此，我们不能无视当前世界教学改革的基本趋势，以免再次隔离或者落后于世界改革潮流。

　　四、结语。

　　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英国课程论研究者斯腾豪斯曾阐释： “课程改革究其本质是人的变革。”其所谓的人的变革，大抵指的是人的理念的革新。相对于技术改良来说，人的理念的革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正是这种难以即时完成的革新，才能实现教学的真正的、彻底的变革。技术的改良倘若不以理念的革新为前提，便会将教学中的人紧紧束缚在“工具性”的角色上，更容易导致所谓的新型教学方式在实施过程中有形无实。“合作变成合坐”“伪生成”“乱生成”等新型教学方式的异化，都是其结出的恶果。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的不是从理念推广到技术提升的转向，而是要遵循“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的变革路径。

　　参考文献：

　　［1］周序．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中国教学改革亟待转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 4）：63－67．

　　［2］张良．论教师方法依赖的误区及其超越［J］．教师教育研究，2014（ 3）： 7－11．

　　［3］张良．教学方法的理解误区、概念重建及其构建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4（ 8）： 18－22．

　　［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86．

　　［5］岳伟．批判与重建———人的形象重塑及其教育意义探索［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4．

　　［6］朱文辉．遮蔽与澄明：有效教学的生成性意蕴［J］全球教育展望，2010（ 8）： 10－14；周序．反思与澄清：也谈教学的“预设”与“生成”———兼与朱文辉同志商榷［J］．上海教育科研，2012（ 3）： 56－60．

　　［7］靳玉乐，朱文辉．生成性教学：从方法的魅惑到方法论的澄清［J］．教育科学，2013（ 1）： 19－23；周序．生成性教学：教学当中会出现一种新的方法论吗？［J］．课程·教材·教法，2015（ 4）： 44－50．

　　［8］叶澜．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理论与实践［C］/ /“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告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22

【中国教学改革方向研究的论文】相关文章：

中外税制比较与中国税改方向研究的论文04-15

篮球教学改革研究论文06-19

碳审计论文研究方向03-09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思考研究论文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