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具有的意义论文
引言：今天我们如何理解《营造法式》研究的意义今天我们对《营造法式》研究进行回顾、研讨，其中必然涉及对于《营造法式》研究的意义之思考。这也是经历了几代学者共同建树的这番学术事业的认知问题。
《营造法式》研究伴随了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发展，研究的起始就意味着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起步。然而，我们如果追寻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营造法式》研究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建筑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域外的学者进行的中国艺术与建筑研究，“发现”了不少中国的古迹，其中有大量是属于建筑历史范畴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并未涉及《营造法式》研究，我们也常常不将之作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成就。显然，我们所基本认可的是由中国学者自己进行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这实质上是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建筑传统进行的诠释，这种诠释工作是建立自身文化中的建筑学术体系所必须的。建筑学的文化艺术特征性，要求一定地域文化有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相应方法，中国的文明体系所要求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 主要是西方文化) 的建筑学术体系，即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之任务。笔者以为，《营造法式》研究意义的实质，正是在于建立中国建筑学术体系。我们今天来研讨《营造法式》的研究，也应该将之与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来做平行的比较。
《 营造法式》研究的起始：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营造法式》研究起始于1920-1930 年代，尤其是“营造学社”成立之后的时期。《营造法式》这本古籍于1919 年由朱启钤和1925年由陶湘等人发现，并再版刊行，在当时的学术界成为一件盛事。而《营造法式》一书自北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 年) 完成算起，到1925 年被“发现”和随后的“营造学社”所进行的研究，期间长达834 年是没有研究的。甚至不被人知道，所以才有所谓的“发现”。这的确令人费解，为什么要被重新“发现”呢?我们了解，《营造法式》一直是作为古籍被皇家收藏，并进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显然，这本书是长期不被重视的，虽然在皇家书库之中，但并未被士大夫们所关注而束之高阁。这种身份，与中国的许多古代文化遗迹，由境外学者来“发现”的原理是一样的。所谓“发现”，是“人类对于自我的内在、具体性的自然及其整体的认识或再创造”，是人们自身的认知的一种提高。
那么，《营造法式》的被“发现”，意味着什么样的认识水平提高呢?《营造法式》在近代的被“发现”，不仅说明该书的地位被大大提高，而且《营造法式》所代表的建筑工程领域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了。原本的土木工程属于匠人的营生，是中国传统文人以及学术体系所不屑的“下器”。尽管由当年工部侍郎编撰的术书，也曾是官方发行的重要文本，但毕竟整个行业不是文人士大夫的主业。真正使得《营造法式》有了新的学术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体系在近代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学术体系中已经相对成熟的建筑学，被引进到中国的学术体系之中。而当时中国社会和学界大力推动的“新学”和“新史学”，正是以引进西方学术的内容为主体的，建筑学也因此成为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史学从来是作为学者的重要中心学问，因而“新史学”带有明显的改良传统的意味。《营造法式》在近代的重要性被人们认知，意味着在“新史学”中的新地位得到了确认。
“新史学”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在强调“新史学”的各种“新”的意义时，尤为清晰地强调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他认为，“新史学”要求将其他各个学科与史学发生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应该将这些学科的知识、方法应用到史学之中，在他列出的“他学”中多数是西方引进的各科学学科，也就是“新学”。此后，梁启超通过他的旅欧经历，深刻认识到建筑学(Architecture)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的强大作用，更明确地提出了建筑学在“新史学”中的重要意义。为此，梁启超对其长子梁思成学习建筑学抱有明显的期望，在此后，他寄给在美国学习建筑的梁思成那本新近刊行的陶版《营造法式》，并嘱咐到：“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其殷切之望可见一斑。
《营造法式》在近代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也意味着建筑学的重要性被当时先进的中国学者所认知。然而，一旦《营造法式》被重新认知，学者们也同时认识到了这本书的理解难度。正如梁思成之语：“公元1925 年，‘陶本’刊行的时候，我还在美国的一所大学的建筑系做学生。虽然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后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事实上，在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建筑师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朱启钤等学者也曾投入精力对《营造法式》进行研究，尤其是其中名词的解释，显然力不从心而难有进展。这也必然使得朱启钤坚定了为“营造学社”的大业，努力得到如梁、刘等掌握西方建筑学专业的学者之决心。
事情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朱启钤之愿，“营造学社”得到“庚子赔款”资助，从原来的民间社团而转换为正式公立的研究机构，从而得以聘请梁思成等学者加入“营造学社”，成为正式的研究者。笔者以为，自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起，以建筑学为代表的新的学术体系进入了传统的史学领域，梁启超的“新史学”真正有效地实现了。作为“天书”般难懂的《营造法式》，正是需要新的学术体系才有被解读的希望。
然而，对于当时的梁思成等建筑学者来说，虽然掌握了西方的建筑学术和中国的传统国学，依然难以解读这本古籍。显然，等待梁思成等建筑学者对《营造法式》的破解，必须经历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
2 “ 天书”的破解：《营造法式》研究中的实证科学追求
对《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破解，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方法成为必然，这首先意味着对实证科学的追求。相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实证科学成为“新史学”中最有标志性的内容。近代的多位大师都对“新史学”的科学成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都是实证科学导向的。傅斯年先生曾强调史学必须具有其科学成分：“史学只是史料学”，也如胡适先生提出的，史学就应该是“实验主义”。对于近代史学的实质性发展，历史事物的记录和考证来弥补传统考据学的不足，是所有新的史学发展的核心。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新史学研究工作与旧史学的本质区别时，提出的“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正是标明了实证科学的意义。具体关于实证科学的方法，最为清晰的就是要寻找实证资料，中国历史学科的考古学科正是承担了这一重担，傅斯年将之定义为史学首要的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与“新史学”的要求完全一致，对《营造法式》的破解工作正是以实证科学为中心。针对欧洲、日本学者已经成功展开的中国文化遗迹的考查和出版工作，“营造学社”制定了明确的古建筑实物的调查工作计划，并一步一步地展开了有效的工作。从梁思成等学者进入“营造学社”之后，就明显地将田野考察作为学社的中心工作。其中所设立的“法式部”由梁思成亲任主任的意义，就在于此。然而，另一个由刘敦桢任主任的“文献部”，在分工上，应该是主要集中于文献的整理、梳理，而与“法式部”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还是与“法式部”共同执行了田野考察的任务。因此，通过选择各地的古代建筑遗址地，并前往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以采集、记录而获得“原手史料(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正是“营造学社”的最核心工作。这种实证科学的工作，也是破解《营造法式》之基础，反映了新的学术体系之特点。
以建筑历史专业的学术意义所定义的实证科学方法，正是集中在对建筑实物进行完整的记录(documentation) 工作上。当时，这种记录的方法又以摄影术和测绘图为代表，是建筑学的基本工作方法。然而，其中的建筑测绘图，对于未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讲，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梁思成先生曾经对这种实证方法的意义清晰地说明过：“以测绘、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记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 .”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当年的大量工作成果了解，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在这方面都是杰出的高手，完全成就了破解《营造法式》的基础。其中历史建筑的测绘图，正是他们最有成效的实证工作与功课，耗费了他们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此，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得以教导、培养“营造学社”的年轻学者，从而成为后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重要的学者，如莫宗江、陈明达等。“营造学社”当年留下来的那些古建筑测绘图，既成功地记录了古建筑的基本信息，又呈现了历史建筑的优美，今天看上去依然精彩绝伦，充满神韵，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优秀传统。而摄影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既是耗费十分昂贵的也是极其难得的一项技术和艺术。今天的人们大多已经不太了解当年大部分的古建筑实录照片，是以大型的玻璃底片相机，需要在长时间曝光的条件下拍摄的。每张照片的摄影过程都十分复杂，耗时相当长。未经专门训练的一般人是难以胜任的，加之路途和场地条件的恶劣，每张照片都格外珍贵。为此，“营造学社”对建筑实录的摄影工作极其重视。一般都由梁先生亲自操作，他人不能接触。为了保证摄影记录的工作，还严格限制相机的使用，不许拍摄任务之外的人像、风景等。
作为“营造学社”的实证科学工作之高潮，显然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7 年，于五台山偏远的东茹镇外山谷里，找寻到建于唐代而保留至今的佛光寺东大殿;以此证明了中国依然具有完整的唐代木构大殿, 粉碎了某些日本人声称的只能到日本去研究唐代古建筑之狂言。是当时的中、日建筑历史学者都认可的古典主义建筑学术规范之下，梁思成先生等以建立“中国古典主义(ChineseClassic)”为目标的巨大成功。也由于与《营造法式》成书的宋代相比，唐代是更为令近代学者们崇敬的历史时代，在建筑艺术上有更为辉煌、灿烂的成就，佛光寺等大量唐、宋、辽、金古建筑的“发现”是对《营造法式》破解工作之巨大支持，《营造法式》中大量的建筑描述得到了实物的证实。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值得重新讨论的是：以西方的建筑与艺术之“古典主义”学术规范，能否作为中国本土建筑学的标准?笔者的观点是，这正是需要被质疑的。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质疑和重新诠释的探索，是今天的建筑理论工作之所需，但并不应该因此而降低对梁思成等第一代中国建筑历史学者的学术贡献之评估。
3“ 天书”的破解：《营造法式》研究中的建构文化倾向
对《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破解，其实也必然导向对西方引进的建筑学之核心内容的探讨，以今天的语境，正是一种“建构”文化研究的倾向。
《营造法式》的研究之中，对于研究者来讲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需要详细地解读《营造法式》所描述的传统建造工程的逻辑。以梁思成、刘敦桢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历史学家，虽然相比以往的文人士大夫来讲已经掌握了建筑学术与建造逻辑，但显然是西方的和当代的，对于自己文化传统中的建造逻辑与规律并不了解。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营造活动原本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是属工匠的范畴，大部分工匠是不识字或不具备书本文化的。建造领域之中的知识与技能是师徒之间口语传授的，构件名称、工法术语都是工匠们的民间方言，作为典型民间口语文化，自然是随时间与空间的差异而不断演变的。《营造法式》作为一本难得的记录大量宋代官式建筑之建造规律的术书，虽然由同为文人士大夫的李诫编撰，但记载的难免是当时工匠的民间口语。至近代“营造学社”开始来破解《营造法式》这本“天书”之时，首先学者们并不了解工匠的民间口语，其次也应该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了巨大变化。这正是作为“天书”的特点，书中描述、记载的大量内容根本不知其所云。
朱启钤先生对此已有一定体会：“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这句话中显然蕴含了对研究中国的营造学的难度之预感，也担心学者们过于简单地望文生义而耽误了其中的深厚内涵。于是，梁思成以及“营造学社”的成员们，采取了以另一本重要的古代建筑术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入手，对传统的官式木构建造逻辑进行深入的认知。这明显地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以“营造学社”所在地的北京，和大量官式建筑遗留物的年代所在清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描述的建筑实物与工匠体系，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有可依托的文化环境。
根据大家回忆，当时梁思成先生等以建筑制图法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描述的各种建筑情况都一一重新描绘，对应实物得以证实其可行性。在此同时，更重要的举措是拜传统工匠为师，由工匠的口中重新找到那些营造的规律，从工程实践之中去认知传统建造技艺、原理。他们向当时清工部以及故宫留下来的工匠们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学习与请教，这种建筑的研究显然是以建造规律为中心的。更有利的是有不少清代皇家建筑需要维修，建筑师已参与到了实际的古代工程技术的`研究中，给“营造学社”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带来巨大的方便。顺应这样的由近及远的规律，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成功地使得“营造学社”建立起了对中国传统营造基本规律的认知，培养一套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人才。在此基础之上，对宋《营造法式》中构件、工法术语的解释才成为可能。
正因为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核心—营造，得以很好地被集中关注，建构文化传统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通过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中国的建筑学术体系开始有了对自己营造传统的认识、描述，在高等学府的教学和研究之中，古代匠人的技术、工法正式地“登堂入室”，成为学者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而研讨其“意匠”。实际上，从中国历史悠久的“道器相分”之学术传统来看，在近代出现了成功的“道器相融”，其影响应该是至深至远的。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近代的建筑业发展“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里升到‘士大夫’手里之始”。从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起始，主动向工匠学习，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以建造为核心的中国建构文化认知，其历史性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所珍视的。
具体而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建筑学专业和建筑历史方向的学生，通过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习，得以了解这一营造体系的规律。《营造法式》的研究成为不少建筑历史方向研究生的课程，已经是一种中国建筑史之基本功课。因《营造法式》而研习了中国传统营造体系的普遍规律，这种基本的建构文化传统在建筑学术体系中得以延续。更为有效的是，对中国古代建筑实物与遗址而言，作为社会巨大需求量的文物修缮、复原与重建工作，在宋《营造法式》研究基础上，发展成为十分有效的工程技术与判断手段。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建筑发展中，起到了明显成效。
自《营造法式》在近代出版之后，就一直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然而，鉴于该书“天书”般地费解，此书的真正国际影响一直有限。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之历经数十年的解读，显然为西方学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独特性，中国的建造文化与西方的建筑学术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导致《营造法式》在西方的学术界，只能是一种极其边缘和稀罕的“汉学(Sinology)”，很难达到真正的影响力。
这种情况，直到李约瑟的巨著之“土木工程技术”分册出版，才真正有所改变。李约瑟在充分肯定李诫的《营造法式》在中国古代木构建造技术记录方面的重要价值之外，也论述了与早于它的喻皓《木经》以及后世的明《营造正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关系。正是由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发展历史之研究，且以极为广博的史料知识和深刻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主义之观念，使其获得公认的对“西方中心论”有效突破的学术成就。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营造法式》的高质量评述，实际上成为对《营造法式》的国际学术之新定位。
在李约瑟的带动之下，国际学术界对《营造法式》的认知显然开始提高。开始不断有西方学者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成果发表，并且产生越来越积极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顾迩素(Else Glahn, 1921-2011) 的杰出研究。这位丹麦学者倾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对《营造法式》的学术研究中。综合来看，她的研究水平在西方学者之中应该是最高的。在1981 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破天荒地刊登了她的“12 世纪时的中国建筑规范”(Chinese Building Standard in the12 th Century)，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中国宋代的官式木构建造体系之制度与技术，其意义应该可以算是划时代的，表明了国际权威的科学研究杂志对《营造法式》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科学与文明价值的历史文献价值之认可。在笔者看来，正是李约瑟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学术成就的新定位才使得这样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被传播。
此后，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在此领域耕耘，也均有一些建树。其中日本学者田中淡(Tanaka Tan) 和美国学者夏南希(NancyShatzman-Steinhardt) 的研究成果颇丰，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频繁，成为古代中国建筑木构技术方面的重要专家。而宋《营造法式》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他们来论证不同朝代官式建筑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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