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精选7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1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书中详细记录儒家所提倡的传统道德观点，全书围绕"仁"的思想展开，涉及到政治、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可称为"诸经之慧眼"。在《论语》一书所涉及的儒家思想中，"孝"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谓这种中华传统美德最确切最丰富的诠释，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论语》之"孝"的内涵
《论语》一书中，有关"孝"的内容一共出现了26处，分布于"学而"等11个篇章中，其中有14处直接出现"孝"字，其余12处是未见"孝"字而与"孝"有关，下以表格示之：由表格可以看出，有关"孝"的内容在《论语》中占有一定的篇幅。经笔者分析，《论语》之"孝"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关于"孝"的词汇意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这就告诉我们，"孝"在伦理方面的一般意义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奉养，而别无他意[2]。而在《论语》中，"孝"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既是成己之方，对个人行为有一定的要求，涉及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奉养，同时对于君主来说又是为政之道和治国之策，表现出一种由个人到天下的道德修养进程。笔者现将《论语》中有关"孝"的内容分为两组，以此为《论语》中"孝"之思想内涵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这两组中，一组内容有关个人修养与行为19处，另一组则有关为政治国之策7处。（具体附录于文后）《论语》之"孝"更注重个人的修养与行为这一方面，而涉及为政治国之策这一方面较少。当然两组也有重合之处，意义并不是彻底分离的，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3]中的"慎终追远"既有关个人修养行为又有关为政治国之策，君主与一般的士人一样，也是个体，也要注重有关"孝"的个人行为修养，进而才可以推之天下。
我们且来分析两组内容之要义。首先，在与"孝"有关的个人修养与行为的内容中，将"孝"看作是个人的道德标准之一，并且提及了不少与"孝"相关的具体行为准则，从理论到实践要求个人注重"孝"这一重要美德。从这一部分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论语》之"孝"对于个人修养与行为的要求：
一是理论上理解何为"孝"及"孝"对于个人良好道德修养形成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点出了"孝"与"仁"的关系，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第2 页）而"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这样就彰显了"孝"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正如另一部儒家的伦理学着作《孝经》中所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二是行为上要求敬爱奉养父母。具体如物质奉养，这是孝道的基本，但也是最浅的一层，故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为政篇 第14页）又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篇 第15页）；又如情感慰藉，这是高于物质层面的行孝之道，是在精神方面给父母以关怀，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修养，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 第40页）"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篇 第14页）；再如怀念父母之恩，奉之以礼，如书中所言"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 第13页）"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篇 第40 页）"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 第199页） 礼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儒家还有一本专门阐释"礼"的经典———《礼记》，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经过礼，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孝"作为"仁"之本，自然要受到礼的规范，"礼"是行孝的准则和方式，在日常生活、父母之生日及丧祭时都要注意，严守礼节，则达于"仁"可期也；再如无改父道，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篇 第7页），但从义不从父，父母有错时，要及时纠正之，但不能使其怨怒，也不能对其怨怒，故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篇第40页）。
再者，与"孝"有关的为政治国之策的内容，将"孝"由个人与家庭拓展到了国家天下，往往将"孝"看做是道德风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道德标准并提，是以仁德治国（用现在的言语说即是精神文明） 的一部分，同样体现出对"仁"和"礼"的重视，因此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篇第20页）《论语·尧曰》也提到："所重：民、食、丧、祭。"（第202页）将"孝"用于为政治国，是将"孝"由个人推向天下的必经之路。
可见，《论语》中有关"孝"的内容体现出一个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天下的系统，显现出"孝"和"仁"、"礼"的密切关系，指向"仁"的核心思想，要求个人注重"孝"的修养，要求君主以身作则，善诱民众。
二《论语》之"孝"的当代价值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然而他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第2页） 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将《论语》所有谈"孝"的内容归纳到一起，我们会发现他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仁"是"孝"的指导思想，而"礼"是行孝的准则，一个涉及理论，一个涉及实践，而都指向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论语》之"孝"，有的对于现今社会来说太过保守，不切实际，如严守礼节之"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阳货篇第188页）等，但其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仍是颇有启迪的，具有较高的当代价值。
第一，强调"孝"之美德的修养及"孝"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将"孝"作为其思想核心"仁"的根本点和出发点，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 第2页）认为"孝"是最根本的美德修养，只有具备"孝"之美德，才能向着"仁"之目标前进。《论语》之"孝"注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亲"一面的孝道，强调子女要善事父母，认为其具有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作用，而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和睦是社会和睦的基础，可见"孝"在社会人伦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张入世的孔子亦常将"孝"与"忠"联系在一起，认为忠孝是士最根本的修养，如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第92页）《孝经·广扬名章》中亦有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5]"孝"也是君主的行为准则之一，如"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微子篇第198页）意思是君主不要怠慢亲族，不要被大臣抱怨没被信用[6]。这样看来，在孔子眼中，为人臣者只有孝才能忠，为人君者只有孝才能治理好天下。
这样的看法虽然具有封建思想的烙印，但从历史上看也不无道理，放于现今社会同样受用。子女孝敬父母而得家庭之和睦，个人的修养也会有所提高，更易闻达于世，而能光宗耀祖，是以尽孝；子女尽孝使家庭稳定和睦，这样才能有社会的稳定和睦。
第二，使"孝"的具体内容更为丰满。孔子在《论语》中指出，"孝"不仅要求子女怀念父母之恩，从物质上奉养父母，使之衣食无忧，而且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愉悦，以礼事之，使之身心舒畅，不让父母过多担忧自己，还要求子女在父母死后也要尽孝，重丧葬之礼，为自己的后代做好表率。是故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第14页） 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篇第14页）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第40页）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第13页）《论语》之"孝"，要求子女真心实意地对待父母，更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更吻合人的情感与理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了孝，才有可能把它转化为一种品质，才可以更稳固地实施下去。对于当代社会，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倡导的孝道仍然颇有启迪，他时刻为我们敲着警钟，告知我们，不可弃生育自己的父母于不顾，甚至打骂父母，而且并非给予父母物质上的满足既是尽孝，要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使父母身心愉悦，颐养天年。
第三，将"孝"由个人、家庭推向了社会，用于为政治国。《论语》之"孝"，不局限于个人与家庭，孔子及其弟子还将"孝"推向了社会，使其具有政治内涵，把其视为为政治国之策，认为"孝"具有使天下归顺的作用，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模式，故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篇第20页） 曾子亦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第6页）历史上，不少君主如汉文帝、清康熙帝等，将"仁孝"作为其治国之一，君主也做了很好的表率，国家因而得以趋于安定，民风得以趋于淳厚，"仁"则可期也，应了孔子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篇第2页）现今我国政府关注"中年空巢"，倡导子女"常回家看看"，并将"孝敬父母"纳入法律，以此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手段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孝"这一美德的重视与提倡，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义，也在某个侧面体现了孝的政治功用，同时这也展现出了两千多年前孔子思想的魅力。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论语》之"孝"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及其独到之处，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至现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孝"之思想仍然闪耀着温情的光辉，对当代社会颇有启迪。虽然《论语》之"孝"具有封建思想的烙印，但无论如何，其"孝"之思想确实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不可否定的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发扬下去。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2
内容摘要：它记录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本文重点分析了孔子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和言语方面的矛盾，从中见出了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关键词：《论语》 矛盾 孔子
在一轮轮盲目尊孔和极端批孔的浪潮中，人们已然离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了。正李零先生所说“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细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学说乃至实际做法有不少矛盾之处，而正是这些相互抵牾的地方，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
一.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
孔子欣赏的生活方式是简朴寡欲的。他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食宿方面，孔子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他曾大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衣着方面，孔子赞赏的是不随意铺张的穿着。他曾表扬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
孔子虽然肯定不注重享受的生活态度，但与之相悖，他在衣食的品质上都提出了诸多要求。根据《乡党》篇的记录，孔子的饮食至少要精细、新鲜、刀工好、色香味俱全、时间合宜、搭配得当；孔子的衣服则要制作精美、饰物精巧，不同场合、不同季节要有不同的衣服，不同颜色、不同质料的衣服必须合理搭配穿戴。精细的食物完全不是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述而》），讲究的衣物跟“衣敝袍”也相去甚远，这是孔子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孔子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而实际操作时却又十分注重物质享受，这种矛盾使孔子大有“借别人的生活方式推崇简朴的生活以及摆脱欲望牵累的精神独立，自己却沉醉于以极其精致的物质为基础的乐趣中”的嫌疑。但仔细分析，这对矛盾展现出的孔子的风貌绝非如此。
首先，孔子肯定的并不是贫苦的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身处贫困的环境中，能够无欲无求、不嫉妒不自卑的怡然自得的心境。他并不是为了追求贫苦的生活而选择俭朴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抵制较高的生活品质，他只是反对“士而怀居”（《宪问》），认为士如果过分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影响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第二，孔子能够吃苦，而且能在贫苦的环境中毫不抱怨。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且他能够坦然回看这样的过去。另外，孔子与弟子在陈绝粮的时候，随行弟子纷纷有愠心，孔子却能保持自己端正的心态，并从容不迫地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可见，孔子能够吃苦，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他不会做秀似的一味追求困苦的生活。第三，孔子对于食物、衣着的诸多要求，其实来源于一个“礼”字。孔子是一个重礼的人，他欣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礼节仪文在孔子看来，与质朴的内在一样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条件不足的状况下，他并不强求实践这些礼仪，他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由此可见，对孔子而言，“一般地说纯粹外形式的仪文并不很重要”，他更重视的是心灵的信仰。
从孔子的生活方式中的矛盾，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的平凡人，他并不是一位天命所定的圣人。这种苦难的历练没有使他颓废，而是使他展现出一种能够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风范。同时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学究，而是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然而正是这一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事实，更证明了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的平凡老师，一个重视礼仪但更重视内心真实情感的知识分子。
二.言语方面的矛盾
关于言语，孔子明确地提出了“讷言”的主张。孔子说君子应该做到“慎于言”（《学而》），并且“欲讷于言”（《里仁》）。他甚至表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仁”在言语方面的表现是“其言也”（《颜渊》），而且认为为政者应该“不以言举人”（《卫灵公》）。
孔子肯定“讷言”的同时，还坚决反对“巧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于“巧言”的评价共有四处――《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同；《公冶长》篇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孔子多次批判“巧言”，可见他对于花言巧语是非常反感的。这种对“巧言”反感的态度正与孔子对“讷言”、“慎言”肯定的态度相对应而达成一致。可是，孔子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完全实践“讷言”、“慎言”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之处。
一方面，孔子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讷言”。首先，孔子的语言常富有辩证色彩。比如，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能否兴邦或灭邦的问题，孔子都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子路》）回答，并辩证地分析一言兴邦或灭邦的不同条件。如此正反辩证论述，令人很难找到攻破点。第二，孔子常常能用巧妙的语言应对各种刁钻的问题。比如说，宰我问孔子，是不是告诉追求仁德的人“井有仁焉”，那人就会跳下去。这可以说是针对孔子的理念提出的难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回答应该跳则显蠢，回答不应该跳则似贪生怕死不敢为仁献身。孔子却转换角度，说不应陷害君子、愚弄君子，使宰我所问的情况失去了发生的可能性，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孔子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有违背“讷言”标准的时候。孔子在接见蘧伯玉派出的使者时，问使者蘧伯玉在干些什么，使者的回答是“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这样的回答确实高明：既实事求是，又没有折损蘧伯玉的面子。闻使者之言不由让人想到蘧伯玉坚持不懈提升自我的过程，虽然还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行为值得称赞。使者这么高明的言语与孔子“讷言”的标准相去甚远，可孔子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使乎”，好一个使者。
而对使者的评价，孔子没有遵循“讷言”的标准。他为这位使者重设标准的原因是这位使者有三大优点：一是诚实，二是为人谋而忠，三是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孔子所斥责的巧言之人，是阿谀奉承、居心叵测的那类人；他肯定的讷言之人，正是不以巧言为伪装而隐藏自己不良用心的人。因而，孔子肯定“讷言”、反对“巧言”，并不是肯定没有口才本身，也不是否定口才好本身，而是赞同不用口才强辩掩饰，他最注重的是心善。
孔子在言语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思想标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确实，孔子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自己的要求，偶尔也会设定双重标准。然而，这不表示孔子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只能说孔子关于对言语要求的言论没有深入地论述，他只是一再强调心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讷言”，这是孔子言论上的漏洞，也证实了孔子是一个平凡的而非完美到无懈可击的人。但换一个角度看，孔子又是一位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位善于“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一位口才好且正直的从政人才。
《论语》中，孔子表现出来的矛盾远不止以上所述两点。比如说天道观的矛盾、对管仲评价的矛盾以及出入世的矛盾等，因前人已论及，本文不做分析。
由上述矛盾可以确定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他绝非完人。至于圣人，孔子自己是不承认的，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这不是孔子谦虚，而是他确实不符合他自己定义的圣人标准。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的“无为而治者”（《卫灵公》），而孔子则是辛苦奔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此其一；其二，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而自己只是次之的“学而知之者”（《季氏》）；其三，孔子认定的君子都出身较高，更何况是君子之上的圣人，而他自己则是“少也贱”（《子罕》）。
其实，圣人不需要论出身，不需要有先验的通天本领，更不需要无为地被当成道德的模板；能有坚定的，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的信仰，能有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修养的实际行动，能有教导他人的智慧和诲人不倦的毅力，能够在后世留下长久影响，成为多数人心中的楷模，才是“圣”的体现。而最重要的是圣人的最根本属性是人，是人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完人。孔子正是这样的圣人，他的言论、行为出现的矛盾更在展现着他不平凡的一面。这些矛盾，究其根源是为了追求他坚定信仰的“仁”；他追求仁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想要“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一部《论语》，记录下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还原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哀的较为真实的孔子――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但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一个偶尔会设定双重标准但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能帮助学生打破思维定势的传道受业解惑者，一个口才极佳但不得重用的孤独从政者――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481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47页。
[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2页。
[4]下引《论语》只记篇名，不详注。
[5]徐文《<论语>中孔子思想的矛盾小辑》，《文教资料》，2008年4月号中旬刊，第4至6页。
[6]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第247页。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3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让我每天背诵《论语》，可我并不喜欢《论语》。瞧！那些字句枯燥无味，还是童话、历史、科幻书好看。所以，每当爸爸妈妈让我背《论语》时，我总是一脸的不情愿，要么撒娇搪塞，要么蒙混过关，一本薄薄的书，我花费了一年多还没有全部背完。爸爸妈妈见我心不甘，情不愿，便只好罢休，而我，也暗暗松了口气。
到了三年级，我又拿起了那本微微泛黄的《论语》翻看着，依旧是那么的索然无味。我刚想放下，耳边又响起了妈妈以前说的话：“《论语》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经典，以后上大学，不，初中高中的时候这些都要背的！你先背好了，不仅以后会比别人轻松，而且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再说，写作文时，若能做到引经据典，你的文章一定会让人刮目相看！”
这几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我耳边久久回响。这时，我恍然大悟：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就怕我不坚持呀！这时，另一个声音响起：对！我要试试，背一点是一点吧！
于是，我又背了几个星期，可我，还是败下阵来。
“不行啦！《论语》太无聊了，我再也背不下去了！”我一个人大叫着，妈妈听见了，走过来：“唉！就知道你坚持不了！不背算了！”我心中不免失落不服，但又能怎样，自己总归坚持不了，只怪自己不能持之以恒。
如今，渐渐长大成熟的我，当学习课本中不断出现的《论语》中的片段时，结合老师的讲解，小时候背诵过的那些枯燥的字句，不断地从我的大脑中显现出来，这也许就是老师说的“反刍”吧！不过，现在读来，我觉得这些语句是多么富含哲理。那些凝练的语句促使我再次翻开那本封面已经有些破旧的《论语》，看着这些凝结着古人智慧的文字，我的心里不由得产生敬仰，对孔子的敬仰，对经典的敬仰。仔细思考领会，那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圣洁的花朵，在我混沌的心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又爱上了《论语》，因为学习《论语》，能帮助我们懂得社会，领悟人生，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做一个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要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缺点要注意不要让它发生在自己身上；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告诉我不要听信谣言，散播迷信之说；子曰：“不患人知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也就是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教导我在家要懂得孝敬长辈，爱护家人；在外就要懂得尊重他人。说话谨慎而守信，关爱别人。爸爸也一直引用这句话教育我，要先学会做人的道理，然后才去进一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把背《论语》当成我的噩梦，我会把它当成一捧圣水，净化我的心灵。因为我和《论语》有剪不断的缘啊！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4
摘 要：本文通过对《论语》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孔子的思想，对其产生的根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将“礼”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不足都做了较为详细地阐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道”是客观根本，“礼”是客观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外化。
关键词：《论语》；孔子；仁；道；礼
一、正确看待孔子和《论语》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该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1]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作为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地研究资料，我们必须反复琢磨，力求在《论语》简短精炼的话语中领悟孔子思想的真谛。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在他不断追求、不断靠近万事万物之真理――“仁”的过程中，无形的“仁”也通过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我们探求真理的一个媒介，而《论语》又是我们探求孔子思想的一个媒介。我认为要以立体的眼光来看待《论语》一书。翻开《论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看到书中对孔子这个真理追求者的塑造。前一部分是可见的，后一部分是隐形的。孔子这一真理追求者的形象是通过对其心得体会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就像隐藏在二维画面里的三维画面。孔子是实在的，是勇敢的。正确的认识了孔子，我们才能正确的看待《论语》，它是孔子在追求真理――“仁”的过程中的所思所得的集成。
二、《论语》中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对“仁”的追求而建立起来的。他所谓的“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上表现为对万物之本――“道”的不懈追求。主观上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礼”的提倡。在主观上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对自我的认识；二、与他人的关系。孔子一以贯之的是“仁”，而“仁”的核心是“道”，“礼”是无形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外化。
“道”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子通过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观察，不断的学习、领悟而得以发现自然之“道”的真面目。自然之“道”是无形的，它通过自然界中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所以必须善于观察自然界中极细微的东西，从而悟得自然之真理。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这些心得体会都是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而得来的。学“道”是孔子学习的核心，通过对“道”的认识，孔子确立了对自我的认识和与他人的关系。
孔子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的完善自我，成为君子。学习的过程就是修身养性，不断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天“道”的过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孔子强调修身养性，君子要“温、良、恭、简、让”，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些品质都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
孔子认识到人的不足，贤良的统治者太少了，而普通的老百姓又都是愚人，为此他创立了一套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礼”。他提倡“礼”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幸福生活。“礼”是不得已的补充，是针对少数追求“道”而暂时未得和多数根本就不知道“道”的存在的人而提出的。孔子根据他对“道”的认识，将自然界无形的“道”化为人类社会有形的“礼”。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得“道”，都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行为要符合“礼”，具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对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对百姓要“德”。如此人们才能安分守己，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三、“礼”、“法”之辩
孔子提倡的“礼”体现为一种自觉性。他要求人要自觉守“礼”，通过不断的学习，加强自我的修养而“克己复礼”。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不自觉怎么办？孔子强调要“知耻”，那对于恬不知耻的人，又怎么办？想古往今来，圣人君子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本心是不愿意学习而更愿意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对此，孔子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他寄希望于那极少数具有自觉性的贤人君子，希望通过他们以身作则，通过他们来教育大多数不自觉的人。“儒家秩序建构的思路是依靠圣人人格感化民众，形成以仁道价值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秩序。按照儒家的思路，要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或者君主成为圣人，才能施展其超凡的道德感化力量。”[5]可是自觉守“礼”的人不一定就是统治者，不是统治者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多数统治者都不自觉守“礼”，统治者不自觉守“礼”，那么老百姓自然不会自觉守“礼”。更有甚者，他们不自觉守“礼”，却强制老百姓要守“礼”。如此这般，“礼”就变了味了，此“礼”已非孔子之“礼”。“至于孔子提倡正人正己，要求在位者先正其身，虽然包含了对在位者要有所约束，有所节制的意思，但在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现。”[6]在孔子所生活的年代，他周游列国，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一个理想的君主。再纵观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也是治世短而乱世长。单纯地依靠人的自觉性来守“礼”向“善”，进而不断地接近于“道”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只有通过制定“法”，从外界给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一个外在的约束力，防止人们作恶。一切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人一旦违“法”都必须受到惩罚。这样在保证人们不犯错或少犯错的前提下，再鼓励人们守“礼”向“善”，自觉地追求天“道”。
参考文献：
[1] 论语今读.李泽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
[2] [3][4]论语译注.杨伯峻.北京：中华书局，2009.（94，70，12）.
[5] 先秦儒家圣人与社会秩序建构.成云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6] 孔子研究论文集.中华孔子研究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11）.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5
做人是难的，做一个君子，一个好人。那更难！想做一个君子是人人都希望的，做君子一定要有道德。
修养、理想和抱负，更重有的是个人修养。就像《论语》里说的一样：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补习乎？”这就是《论语》中的某一则，这句话是曾子说的，意思是：我每天都几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出谋划策是不是诚心诚意？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学过的知识温不温习？
不过做人，还要做君子，当然不能就这样就行了，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孔子还说：“富而不可求，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从吾所好“。这句话强调了“富而可求”只是一种虚拟的境界，是不可以得到的。
要做君子还应该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就是这样，文字虽极简朴直接，却能把孔子的积极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然而“质朴”并非贫瘠枯燥。由于孔子生活及《论语》生成之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存，加之孔子及孔门弟子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文简”而“语长”，“朴质”而“含蓄”，造成了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6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论语》之孝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论文7
《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此，我想就《论语》中我个人认为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为“人”的思想价值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二、谈一下作为人的范围中一种抽象而又比较具体的概念———“君子”，他是一类特殊的群体，诞生于特殊时代而又成长于那一时代的特殊观念熏陶之下，他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升华与膨胀，有其进步意义的同时也不免定格上时代的局限。这里且说一下他的进步意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这与上述中所提及的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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