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分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工具理性至今为比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但基本的共识就是它是理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以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重复性和可置换性为基本要求的技术逻辑，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工具理性思维，以普遍性、非人格性为特征的形式合理性品格，以技术进步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主旨，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表现为用普遍的程序化和规则实现管理的过程与目标，它极力排斥个人主观的人治性管理行为，是以去人格化为特征，力求使管理过程在规范的框架内科学设计和配置，使管理行为活动在规范性和程序性的体系中进行，它致力于为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具有操作程序的技术、规则和制度，为实现管理目标选择最佳方法和最优途径。
自近代启蒙运动发起，理性的思潮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管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促使人类社会及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科技负效应的出现，尤其是看到整个社会陷入深重危机，迫使诸多学者对理性、工具理性及其异化现象进行反思。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社会展开了批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社会的危机就是理性的危机，是工具理性增越了价值理性的危机，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工具理性思潮。管理学家也开始反思管理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追思管理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并试图从伦理、道德、责任等不同的视角寻找管理世界中价值理性缺失的发展路径以及整合思路，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反人类发展的“技术统治”、“知识霸权”、“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格局呢?我们一直追求的工具理性为什么反过来成为了今日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束缚了呢?是工具理性还是其在管理中的运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的困境反思，分析工具理性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并探寻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未来发展走向。
二、现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困境”
(一)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理论的演进历史进程一直都伴随着“人性假说”理论的变化，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复杂人”等等，这里而一个关键性词语就是“假说”，这就意味着“假说”只是作为管理实践的理论前提和预设，而不去探讨人到底是什么人?只是在一定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更趋向于何种人性假设，这种人性预设是为满足管理的有效性而存在的，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工具理性思维逻辑，重物轻人的工具主义人性论是源于管理工具理性的现实要求，人性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变成了一种特定的“工具”。“科学管理理论及其‘经济人假设’把人看作工具，重视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能够为组织做什么，是人作为工具所具有的价值和能力。”团即使“社会人假设”涉及到了人的问题，但也都注重人的客体性和工具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用科学代替经验，用理性取代人性，从而使得管理学堂而皇之被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来研究，并将科学理性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
工具理性逻辑是一种效率逻辑，归根结底是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为目的。“只要某种生产手段或劳动方式能够提高效率和增大经济利益，人们自然就应当牺牲或放弃任何其他的欲望、爱好和行为来满足经济目标的需要。”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效率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没有效率或效率不高则会在竞争中失败并遭到淘汰。按照泰罗的观点，只要遵循效率主义的逻辑进行管理，在企业中存在的分配就不会存在问题，劳资矛盾问题也就会解决，但科学管理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得到了劳资双方的共同反对，进一步恶化了二者的关系，劳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
在二战结束之后，数量管理学派将数学、计算机引入管理领域，将工具理性的作用和空间发展推到极致。但是，如果我们将效率目标看得高于一切，以至于为了追求效率目标而牺牲人性或人的基本需要，那就堕入效率主义歧途。如果说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能力越大，那么与管理的真正目标也就渐行渐远。
(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构建了一种理性的管理体制—官僚制，它是作为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重要组织表现形式，这种管理的组织形式是专门用来实现某种既定目标的手段，是被法律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在其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运作规则和程序，所有管理内的成员必须在官僚制的组织框架内按照规则依法行事。“在技术上对于达到最高执行水平具有最完美的调试性，技术最优是韦伯这一概念的关键点。”曰我们可以发现，官僚制的分工与专门化、层级节制、非个人取向等特征，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思维与意识，也将工具理性思维贯彻得最为彻底。
但官僚制在这样一种思维主导下就导致了因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规则及处事程序对人的个性造成极大的摧残，对个体主体性的压抑，使得人们而对权威与命令表现出因循守旧的心理与行为。马克思也认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四)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
从理性发展的开端启蒙理性开始，其就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追求可计算和可预测的技术性方式，致力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因而显示了一种与价值理性不同的取向与方式。工具理性以数学作为逻辑基础，并将数学化的思维模式由科学领域向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及日常践行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全方位移植。“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具有经验的确定性的预言。”如果这种规范化、标准化的技术运用，体现了科学知识的本质，并在对自然的控制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效率优势，那么它必定会向社会生活的更广泛领域迅速扩散，尤其是在现代管理领域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体系下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这种空前的扩散也冲淡理性作为道德理想承担者的价值意义，也缺失了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价值理性淡化与衰落以及工具理性凸显与高扬的历史。
三、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的内在合理性
(一)工具理性符合现代管理的时代要求
工具理性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代名词，如卢卡奇的形式理性，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伽达默尔的方法理性等等，其中最直接的来源就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也被称之为“效率理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工具理性具有以下四个最主要的内在特征:其一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其二是功利化趋向，其三是以科学和技术为依据，其四是追求形式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时管理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发现工具理性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恰恰完全符合以泰罗科学管理为标志的古典管理主义内在追求意旨的形式要求。
从工具理性的基本特征来看管理的核心工作，管理就是通过预测和控制实现组织的有序，减少不确定性，并通过确定性预测来设定管理目标，选择实现路径和机制，只有依靠工具理性思维下的确定性预言，才能对现实管理实践发挥作用。“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且具有确定性的预言。”困“一旦现象以这种方式被简化为秩序，一旦它们被简化为一种共同的单位，它们就变得可驾驭了。”这种工具理性思维主导下的简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在管理实践中显示出无以伦比的效率优势，在成功经验的诱导和鼓励下，工具理性渗透到了所有涉及管理的各个领域，并获得了迅速的认可和普及。
(二)工具理性符合现代管理“合理性”的效率逻辑
启蒙理性倡导人们祛除蒙昧，追求真理。理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获得真理的可靠手段，是人类活动自由和解放的根本保证。人类凭借理性取代原来的上帝成为了世界的主体，并通过科学和技术的集合来掌控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类去研究和征服的对象，此时的理性逐渐变成了工具理性，表现为理性的工具化、效率优先的内在逻辑、追求形式的合理性等方而的特征，工具理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和配置社会资源，将整个社会都纳入高效生产的管理体系之中，通过控制物质生产来控制人类自身，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要求。工具理性的效率逻辑是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人类物质需求和经济增长，在本质上与世俗功利有着完美的结合，已能够为最合理利用资源提供技术和方法的指导，能够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并使得每个人都会成为受益者，尽管存在受益程度的不同。
“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工具理性影响着现代管理的发展，工具理性铸造了现代管理思想的大厦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应该说在管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传统，即使注重非理性的行为科学管理思想依然要依靠理性的力量，依靠严密的实验以及逻辑论证，“追求‘正确’结果的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经济理性、计算理性等等，量化和‘算计’以求最优化目标是管理理性的核心”。现代管理的关键就是追求合理化的过程，强调手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管理活动中具体表现为通过科技进步、资本融合、企业管理、行政组织体系以及法律规范等形成管理形式到内容的内在逻辑，提升管理的效率。
(三)工具理性确定了管理中人的主体地位
从管理的实践来看，人们通过自我的支配和设计慢慢从管理的过程和结果中发现了自我存在以及获得自由的需要。日益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大大增强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提高了人类利用工具的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范围的扩大，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增强，突出地反映了人对自我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使得人类存在价值感慢慢增强，正是因为在管理过程和结果中发现，工具理性对人自身能力和未来发展去向有了更强的目标感和成就感，摆脱了人类自身依赖性发展的迷失与惘然，在管理中实现了长久以来在哲学中探讨的人类主体性地位问题，达到了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也意味着人的意志自由和创造性得到解放，使得管理实践中的人开始自信起来，也找到了自我主体的存在感，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可以这样讲，工具理性是人类理性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在现实管理世界中人类理性与文明体现最明显的形式之一。
四、现代管理工具理性的发展之路
考察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过程，工具理性的强势姿态与价值理性的示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的结果是在现实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大潮中不断呈现出整体性困境与范式危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带来“正价值”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无法摆脱它的控制。这种管理思想却将人不断“物化”，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思维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使人异化为科学技术的附庸，使人失去自我，失去生活的原本目标，使人沉沦为商业化、贪图享受的、甚至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虽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继续发挥工具理性的积极作用，实现国富民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同时必须破除既有的发展指标和评价体系，打破“增长才是硬道理”和“神话”、“恶的增长、无效增长”、“高消耗”、“物化经济”等错误思维，不能以“生态危机”和“资源耗竭”作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总量增长。这就需要在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中加入伦理的因素予以补救，实现工具理性的现世价值。
“一个社会的健全必须建立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之上，或者说，工具理性应当从属于价值理性，在价值理性所提供的目标和前提下发挥作用，才是积极的。”因此，我们意识到要使工具理性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要有内在的逻辑前提，即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避免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工具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对于现代管理的不可或缺，这一点毫无疑问，缺少了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我们也不可想象，但工具理性也仅仅是现代管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工具理性在很多时候是无法关注现代管理和社会发展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实质，对现代社会出现人文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消解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必须对工具理性的作用进行人文情怀与伦理补救，防止出现韦伯谈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无涉的尴尬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管理中树立辩证的工具理性观，融入更多伦理与价值因素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形成现代管理理论到实践的“价值链”。美国总统当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本政府构想，后有学者将+3p引入管理理论并做了重新的诊释，将管理定位为探寻人性的根本，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以“3p”为依据的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全而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注重管理文化和管理伦理对管理的作用，同时对管理绩效的评估标准不能紧紧停留在效率和利润的层而，而更加关注管理对整个社会道德和福利的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速度的逐步加剧，现代管理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价值链”建设，现代管理不仅仅局限于管理的一般流程和模式，而应该通过内化价值于管理之中并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增强管理的核心竞争力，体现持久性的发展优势。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因其强化了价值因素在管理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实现组织从模式到过程的变革，也正因为如此才在管理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二，强化管理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凸显现代管理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管理需要融入伦理的因素，将伦理渗透到管理的每个环节是管理的内在要求，从管理目标的设定到管理行为的实施，“都应该把遵守伦理视为一种责任，考虑社会整体，正确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把人仅仅看作是手段，不仅仅遵守字而上的法律，还要遵守法律精神，注重自律和他律的结合，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观，追求卓越”。这也就意味着管理不能只关注效率、利益以及利润，更要强调对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的社会责任，这是管理价值体系的必然义务和要求。现代管理之所以被垢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效益提升的同时带来了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所以强化管理伦理实际上就是要强化现代管理本身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管理的社会责任，更是管理自身存在的需要。因此，管理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念为指导，在追求效率、效益目标的前提下，更要注重对社会责任目标的关注，从而实现管理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即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存在与发展。
第三，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西方社会由于过度崇拜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几乎成了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唯一文化理念，而价值理性则日益被漠视、被边缘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现代生存困境。只有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从深层次摆脱这种生存困境。管理价值体系的建立就是要注重对管理过程与效果的评估，是对基于工具理性的管理行为的评估标准与原则。管理价值体系的建立不仅是管理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对管理行为的价值追问与考量。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是对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的约束和限制，可以摆脱工具理性在形而上层而对管理的无形影响，使管理价值植根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防止管理中的工具理性脱离价值理性的指导和匡正，僧越价值理性成为神话般的社会控制力量，实现管理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达到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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