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许地山小说中不同宗教文化的结合论文
一 道教的物化思想与基督教牺牲精神的融汇
许地山在《道教史》中评论庄子的“逍遥游”时说，庄子认为圣人不介意自我和功名，他所求的只是天然的生活——自任自适如不系之舟漂流于人生的大海上，试要在可悲的命运中愉快地渡过去。这种顺其自然又注重消极的保身 1 的人生哲学其实不只是“圣人”的生命哲学，还可以是帮助人生遭遇中的弱势者的救世哲学。比如《商人妇》的主人公惜官，她原是一个靠夫生存，“事事承顺”丈夫的乡里妇人，后被变心的丈夫卖给印度回教徒阿户耶做了第六妻。但她还是愿意活下去，要瞧瞧她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为了生存”的顺其自然看作是一种忽略自我的“物化”。
“物化”跟道家、道教的“对立面的统一”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图根德哈特是这样理解这种思想的：一切自然之物以及人的存在，都有起伏，谁要能从道出发来看待事物，他就接纳每一次命运的转变，也包括不幸。自然物不反思，它们只是投入到循环往复之中。而人类则感到自己有上升和下降，他们反思发生的事情而产生操心、希望和畏惧。他们只能通过第二次的反思获得安宁——觉得自己不再上升和下降，而是意识到曲线的统一，这曲线的统一就被称为道，这种安宁的状态看起来就接近于自然物。
惜官当初为了活下去，就像自然物一样接受了不幸的命运，但作者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又让她感悟到了较高的境界。
二 道家的自然心态与基督教信仰相融
又融入禅境文本叙事一开头探讨的是应对恶意的命运的态度，亦有对善意的命运和恶意的命运交错的描写：涉及尚洁是谁，她的一些经历。她本是一名童养媳，在可望的帮助下脱出残暴的婆家。她有资本(容貌上的、财富上的)，可望待她是“想法子奉承”，但她并不爱“嗜好多，脾气坏”的可望，认为“从不自爱的人所给的爱情都是假的”。只是“走到这个地方，依着时势的境遇”，“不能不认他为夫”。
他们在“这个地方”和基督教结缘，尚洁接受了和她的“慈悲”天性没有冲突的基督信仰和学堂教育，并尊重跟可望的“自然的结合”，家里的事，认为应当替他做的，也乐意去做。她因跟谭先生交往，被可望怀疑操守，向她提出离婚，教会也禁止她赴圣筵，她把财产都留给可望，只身去土华独立谋生，三年后，神显示了奇迹，可望因被我牧师的教导彻底感化，去土华邀请她回家，并向她悔罪，却又因愧疚暂时无法跟她一起生活，而去了槟榔屿。
上述恶意的以及善恶交错的命运贴近孔孟所观察和理解到的命运含义之一：那“偶然遭遇的'、人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加以把握和控制的” 。含义之二——那与生俱来的包括或能衍化为下面的“生之本分”和“生之责任”。
三 儒家和基督教在利他之“行”上的和合
如果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生苦”，除了道家的“少思寡欲”、佛家的“灭欲度苦”，以及中庸的“节制”等“避苦之道” ，还有一条“将他人的幸福设置为目标”的“欲望的能量转换”之路。这种利他主义的“无我的态度” 是儒家思想中早就有的，在儒家看来，当负能量的欲望——本能的私欲转化成正能量的欲望——为他人的爱德和善行时，生命就停止了因受本能欲望积累之累走向衰亡，而转换成走向“延长”。《玉官》就涉及了发生在主人公玉官身上的这一能量转化过程。
以“善行”为主角的基督教“儒化”的写法。玉官的利他行为诚然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但以下两点也说明她进入到了基督教信仰中，获得了心灵的自由：(1)她对工作非常有兴趣;(2)她把包括健康和财物在内的自身的一切都献给工作，以至累得旧病不时发作，说明她是置肉身于不顾，唯求灵魂的完善，这正是在践行基督教灵肉二分的牺牲精神。但作者只交代她认识到自己从前的虚荣和近虚伪后，决定忏悔，并写她决定“至少要为人做一件好事”。此后的主角就是她的善行，比如办学、捐钱建桥和报答影响她入教的杏官。强调“行”，并不是否定“信”，而是强调基督教和儒家在“行”上具有共通性。基督教以信仰为重心，但亦认为行动使信仰得以完美。
孔子以来的儒家讲究学以致用，重视践履，宋代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精神，主张：“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只有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这种基督教“儒化”的写法既承认玉官的实用理性，也反映出许地山调和，兼容基、儒的文化心理。
他通过《玉官》主张私我的意愿转化到由“齐家、治国、平天下”演变而来的“以社会和大众利益为动力和目标”的意愿上去。于基督教，动力和目标则是上帝，但也会落实到造福人类的行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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