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论文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曾十分自豪地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启超也曾道：“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清代浙东学派的重史特点可见一斑。虽然浙东史学在考据大兴时因受到压制而衰落，但其史学观念与传统却影响深远。近代不少浙东人士都有志于恢复其重史的传统，陈黻宸便是其中一员。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后改名芾，浙江瑞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被当世誉为“晚清浙东史学巨子”“海内师表”。他学养深厚，于经、史、子诸学无所不究，对西方文化又有所领略，是一位“去旧不能、欲新不达、中西交错”的学者。在解析传统学术的过程中，他对浙东史学的主要传统进行了挖掘，并予其以新的活力，在近代中西学术置换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传统，又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清代浙东史学以“六经皆史”或“经史同源”“经史并治”为主要传统。无论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还是章学诚、邵晋涵等，都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尤其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的章学诚，更是针对乾嘉时弊，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提“六经皆史”说，并赋予其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陈黻宸对浙东史学传统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上，也主要是对章氏学说的肯定和发挥。
一 “、六经皆史”即“尊经重史”
对“道”的执著是中国传统文人不懈的追求，所以他们给予“道”的载体非常高的地位。余英时指出，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是针对韩愈的“道在六经”，特别是顾炎武、戴震等主张的“经学即理学”的观点。章学诚生活时代的经学，主张道在六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以明道。但是他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不惟六经为道之载体，史也是道的载体之一，要“因史见道”，于是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意在打破“道”专在“六经”的观念。对于章氏之说，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以为章氏此命题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是“贬经为史”;二是以为章氏“尊史不抑经”，是“尊史为经”。章氏“六经皆史”的本意究竟为何?细考其言，不难发现，后一种理解更为恰当，更契合他的本意。章学诚曾言“：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承认六经具有载道的功能，予六经崇高的'地位;二又认为道不为六经所专有，约六经之旨撰述而成之史也可担负载道的重任。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在尊经的前提下，抬高史学的地位，将其置于与“六经”平等的位置上，即“尊经重史”。考陈黻宸对经史的论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二、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争
今古文经两家对孔子及六经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家认为孔子为一政治家，六经是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蓝图，故当探求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家则把孔子看作一史家，认为六经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产物，当考查其所述之事。见解上的分歧，使今古文两家争执不下，不仅形成了严重的门户畛域，而且给史学研究也带来了不少伤害。因为他们都把史学作为其阐发各自经学见解的工具，这往往使史学受到忽视而不能正常独立发展，甚至沦为经学的附庸。宋恕曾对今古文之争下的浙东史学的艰难发展状况有一番描述，他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但在明代，永嘉史学因受八股取士和阳明心学的双重夹击而呈衰落之势。入清之后，虽然有黄宗羲重新强调重史，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继之，使史学的发展一度得以延续;但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人们只注重一字一音的考证，对历史制度毫无所涉，史学的发展又受到了压制。而 18 世纪崛起的今文经学也轻视史学。“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三、以史代经，行“道德之权舆”
应对近代社会的变迁，是陈黻宸言“六经皆史”说的又一用意。
前已述及陈黻宸生活的年代，经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抨击，尤其是道德教化功能，更被言为专制统治者施行专制的枷锁。虽然在陈黻宸看来，人们批判的经学是被术化的经学，反对的经学道德教化内容也多是质变后的内容，而真正的经学及其道德教化功用仍是指导国人最好的精神工具。但在近代反经学的大潮中，他也意识到明目张胆为经学摇旗呐喊并不会给他所珍爱的经学带来好运，而且他所理解的经学本身也不同于以往，所以他只能别辟他径以保经及其功用的存在和发挥。于是，他一方面梳理经学发展史，指出真正的经学在历史上并未受到重视，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予经新的涵义;另一方面，在“新史学”潮流下，又藉“六经皆史”说所表达的“经史同源”的含义，将史视为“道德之权舆”，以史代经，将原本由经学所担负的道德教化功能转移到史学上，既保留住经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顺应了社会反专制的潮流，不致被完全排拒。他说：“史者，道德之权舆也”，“毁誉之准，是非之宗，善恶之归，荣辱之衡，德之于史重矣”，即言史学具有匡扶人心，奖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如此，原来由经学承担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就可以由史学来承担了。那么史学如何来实现这种功能呢?陈黻宸以为可以通过史家的作品来实现，“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为言大矣。”约陈氏之意，品德高尚之人有很多言论可以传世以教化人心，而史家所作的史学文本便是其中的经典，这些作品不仅是史家道德品质的体现，而且反映了史家对是非、善恶、荣辱的评判，不仅可以约束教化人心，而且还能对专制统治者以震慑和制约，这从古代史官的地位之崇高和重要以及秉笔直书可以看出。因此，他希望恢复史学的这一传统，用史官的作用制约权力者的行为，在近代起到反专制的作用。
四、结语
分析陈黻宸“六经皆史”思想，他的基本思路与章学诚是一致的，都是要尊经重史，以“经史同源”的方法强调二者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显然又有所不同。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传统学术格局并未改变，经学依旧如日中天，是万人尊奉的对象，史学却不大受重视，甚至只是作为阐释经学的工具。所以章学诚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相信经史本来同源，史本为经即可。而陈黻宸所处的时期，学术格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今文经学曾有一段时间的复兴，但经学式微的命运却不可挽回，经学遭到众人的口诛笔伐;传统史学尽管也遭到了批判，但史学的作用被人们重视起来，特别是“新史学”思潮的形成，史学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为许多学界巨子的主要学术着力点。因此，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要在史学地位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经史同源来提升经学的地位。当然陈氏此时提升经学的地位并非旧时学者的盲目尊崇，而是以保留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藉此收拾道德伦理标准被推翻而致的社会道德败落的局面为目的。所以他以史来消弥今古文之争，使传统学术研究趋向正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之功能，希望通过贯穿经过他扬弃的经学道德伦理观念于史学作品中惩戒规劝民众，挽救社会风气。
总之，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在章学诚纯粹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加上了顺应近代社会变化的内容，使之成为应对近代社会、学术变迁的一个路径。透过他对“六经皆史”的阐释，可以感受到近代经史嬗变的微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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