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教育与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论文
留学教育是我国近代输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式，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急需人才。随着现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与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日益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由此，在留学教育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成了民国学者们论争的焦点。
一、从“争取学术独立”的角度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学首创研究所后，其他高校也陆续设立研究院所。与此同时，出国热的持续升温引发了学者对留学教育的批评。他们希望在本国发展大学研究院所，以培养学术人才，进而寻求学术独立。
1922年，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议各大学将来普遍设立研究院或研究所。朱光潜之所以提倡在本国创设和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是因为他目睹了19世纪末以来，在政府长期鼓励的留学政策下，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十分功利，学习态度极为浮躁。造成的后果是，留学日本的多从速成学校毕业，留学欧美的以获得学位为目的，以致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些过时的西洋知识，回国后很快就沦为了无声无息的“学术界之落伍者”。他认为，要消除那些积压已久的弊病，除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留学政策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国内大学广泛设立研究院所，让学生在国内有一个持续学习和研究的场所。
1935年，姚薇元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猛烈批评。他指责高等教育标榜“学术独立”的幌子，实际上全是“留洋预备学校”。他甚至认为，大学研究院所也不过是利用环境做留学投考的准备而已，很多人在研究院学习数年，每年都投考留学而不动手写论文。他认为“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十年二十年大学研究院，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他不主张停止留学，认为在不得已之时，仍有派遣留学的需要。他比喻说:“这样拿本国的原料，送到外国工厂制造的办法，究竞是不经济而有碍本国工业的发展的。我们总想设法自己来建立工厂自己制造。”
1942年，陈东原对留学教育之弊进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谋本国学术之独立，而惟留学教育之是恃，于此等处，弊害尤大。”他认为，学术独立有赖于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本国之大学研究院所，现既逐渐发展，学术独立之望，或可于此开始。”1947年，陈东原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再谈及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留学教育永不改进，中国学术便永远不能独立，他将这一流弊归因于大学研究院所不发达的现状之上。他认为，留学生回国之后，因为无继续研究或发展的机会，使得学术上无法再进步，形成一种浪费。他指出，要想健全大学本科，要想留学教育有效，充实研究院，争取学术独立，是必要的。但他也认为，在未达到学术独立之前，不应完全停止留学。
1947年，潘寂批评了当时的留学政策。他认为，我国起初的留学政策是正确的，但一直未加以改变，那就是错误的。他认可留学政策对于输入西方新学术的功用，以及其在中西文化刚接触时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若在此阶段停留不前，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他还批评了贩运式的留学政策，指责其是“讨现成饭、不知耕耘”的做法。他认为，这种留学政策实际上就是把我国最高层次的教育交给了国外的大学，这种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就很难适用于本国实际。他提议“现在的留学政策必须改变，必须把贩卖货物式的留学改变为采购农场品种式的留学”，即提倡国内的研究。他认为，提倡国内的研究，就必须增加研究机关、充实研究设备、宽筹研究经费等。国内有了研究深造的机会，赴国外学习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留学就仅是一种补充，那是促使学术独立最重要的途径。
二、从“节省留学经费”的角度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当然，在战争频繁、经济萧条的时局下，为谋求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实效性，也有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削减留学经费来发展本国的大学研究院所。
1929年，杜佐周在论述人才缺乏问题时，认为聘外国专家的做法“更觉经济”、“因为遣派留学费用既甚浩大，训练亦不普遍。例如现在留学欧关者，大约有三四千人之多。每年每人的所费，约需在两千元左右，如是每年当共费六七百万元。倘若以此巨款，在国内建设大规模的研究院，仿照从前日本的方法，聘请外国真有学问、真有研究的各种专门人才来华，担任教学指导的责任，必可较为得计。”后来，他在回答王云五的教育问题时，重申了此观点，认为倘若能由留学经费项下，每年节省七八百万元，全为筹办各科研究院或学院及聘请国外有名教授之用，则至少可初成规模，不至远逊于各国一般研究院或学院的标准。若能如此继续十年，即成为世界最完全的研究院或学院亦不难。政府必须认识到这种留学政策之不经济，积极加以改良。他建议，停止派遣文哲、法政、经济、教育、历史等科留学生，以其所省的经费，来筹备这些科目的研究院及选聘世界有名的教授。
1934年，任鸿隽肯定了教育当局积极提倡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做法，认为那是教育政策的一个转变和进步。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学还没办到设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他认为，现行的留学政策如果长期继续下去，那么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是外国大学的一个预科而已。他认为，出洋留学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将来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大量人才，也不能仅靠外国大学来供给。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学已渐次发达，大学内设研究所已渐到可能的时候，遣派留学与设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种矛盾性。”由是，他认为“留学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的。”作为经济之策，他建议用部分留学经费来办大学研究院所。他引证说:“每年的留学经费决不在一千万元以下。这笔经费若拿来办大学研究所，固可以开办一二十个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数，也有十个八个不愁设备费与经费的无着了。”
1937年，罗宝册对留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起初派人到外国去留学，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并且对于国外的学术也有模仿和介绍的必要。但他认为，对于国外的学术，在有效地模仿和系统地介绍之后，应该要消化和吸收，最后要走上自我创新的道路，而决不能一味地去追随它国，也不能简单地去贩卖，更不能永无止境地去模仿、去学习、去留学。在他看来，留学是暂时的，通过创设大学研究院所来发展学术、培养人才才是永恒的。因此，建议停止所有的公私费普通留学，仅派专家留学。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节约省下的那些留学经费，来充实各大学的设备和设施，并适当地增设大学研究院。可见，他主张节约留学经费来创办大学研究院所。
1947年，欧阳湘在《学术独立与留学制度》一文中指出，起初的留学教育是在国内人才缺乏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过渡办法而已。这种办法不应该继续，即便有继续的必要，也应该审慎考虑提高质量、限制数量。他认为，在目前研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即便有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也要根据人才需要的缓急和多寡，以及可否在国内自己培养等情况而定。假如决定派遣，也要坚守宜严不宜滥、宜精不宜多的原则。在国币贬值、外汇很高的情况下，他建议节约留学费用来办大学研究院所。他举例说:“我们若少送百名，则可把省下来的钱在国内办一所像个样子的大学;少送二十名，则可在国内添设一个像个样子的大学研究所。”
三、从“争取学术独立”和“节省留学经费”两方而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有一些学者从“争取学术独立”和“节省留学经费”两方而来论述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问题，即如何节省留学经费来办好大学研究院所，以谋求学术独立。1935年，蔡元培阐述了大学应设研究所的三大理由，其中之一与留学教育相关。他说，有些大学毕业生，不满足于本科教育，总是想通过自费或公费的途径到国外留学。他认为，这种“留学自有优点”，但亦“非尽善之策”。他觉得“留学至为摩费”，而且留学生能学成归来者也不多。所以，建议“苟我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凡是大学毕业生有志于继续研究的，可在本国大学研究院所内做初步的学习研究，在已有研究成绩的基础之上，如果遇上学术难题而必须到国外大学研究院做进一步研究，那也将是“一度短期之留学”。他认为，那样不仅可以节省留学经费和提高研究的成效，而且对于有着四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也“稍减依赖之耻也”。在他看来，我国大学自办研究所，不仅可以节省留学经费，而且可以谋求学术独立。
1935年，吴有训首先肯定了留学教育带来的益处。他说:“国内现在进行研究的工作者大部系留学生，所以今日学术上所得的一点成就，也可说是留学政策的一种收获。”但他不迷信留学教育的作用，认为“在现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独立工作的时候，留学考试是否仍然视为造就专门学者的唯一办法，是大可讨论的问题”。他还指出:“一面开办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学考试，是不甚相容的政策。”他说，一些助教和成绩较好的学生，就是因为预备留学考试而导致工作效率大减，甚至中途停止工作，以致没有一点成绩。他认为，那都是留学政策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派遣留学生的经费，聘外国学者来华任教，这是更经济的办法。”他还批评说，现行的.留学考试实际上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国的学术独立工作。
1936年，邹文海指出:“中国的办法，大批派遣留学生，官费既极吝音，年限又复短促，到外国去不过学一点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这种政策，行之数十年，国家的人才依然很感觉得缺乏，国家的文化，依然是感觉得落后。”他对于留学教育颇感失望，认为我国留学政策之缺点乃是留学经费不足，但留学生派得太多。他解释说:“中国于民穷财尽之秋，多派留学生当然是不经济的办法。而其流弊所及，尚不只金钱的损失。因为多派留学生，政府受财政的限制，不得不减低官费，不得不缩短留学的年限。”他认为，若“要求中国学术之独立，仅仅派遣留学生不能收其全功。我国一方而也应当设有研究机关(包含大学研究院所)，既可以利用本国的材料，又可以省掉许多经费。”，
1947年，齐思和论述了学术独立的问题。他认为，立国的重要条件，不仅是人民、领土、物产与政治组织等，而且还必须有独立的学术和大批的专家。针对当时政府为培养高级专家而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的做法，他颇有异议。他说:“我们若对于国内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与留学回国的专家们以继续研究的机会，他们不但不能继续研究，而且他的知识不久便会落伍。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永远赶不上外国。”而对当时学术界经费不足的困难，他认为:“我们如果要提倡专门研究，必须扩充大学研究院的组织。以前专靠外国替我们造就高级专门人材的办法，不但太不经济，而且长此以往，我们的学术永无独立之一日，永远是处在被支配被领导的地位。”由是，他主张要积极发展大学研究院所。
总之，自从我国近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创设之后，发展大学研究院所与派遣留学之间就一直存在矛盾，并引发了学者们的持续讨论。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出发点和着力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论述大学研究院所发展与派遣留学的关系时，亦未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在立足于本国学术滞后和经费匾乏的现实基础上，建议发展本国的大学研究院所，以节省留学费用和争取学术独立，达到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效益最大化。在当今“留学热”愈演愈炽，甚至崇洋媚外思想不断滋生的背景下，我们应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并努力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我国文化和教育的独立性，以避免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流失，这也是我们当前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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