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论文

时间：2021-04-11 19:12:22 论文我要投稿

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了哈贝马斯和姆贝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中蕴含的组织传播思想。

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论文

　　关键词：组织传播；批判学派；传播思想

　　权力问题一直是组织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权力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权力在组织中往往通过“管理规定”这一基本要素体现出来。组织中的每一种规定，都代表着把一个人的选择强加给另一个人，也就是把接受规定者的意识，改变成为一种与规定和规定者相一致的意识。这种规定与被规定的斗争，导致了组织传播中的人性化与非人性化问题的产生。因此，人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才能找到组织传播这个规定与被规定问题的的根源，通过改造行动，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能使追求更完美的人性成为可能的新环境。组织传播研究中的批判学派也就由此产生。组织传播研究的批判，意味着将组织中隐蔽着的联系和原因提示出来；它也意味着调停，例如，为那些因为权力压迫而可能会处于组织传播中不利状况的人提供某种对策。

　　一、批判学派及其主要观点

　　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x），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先天失衡，而劳工最终将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相信，“批判”会由于揭露有关人类社会状况的基本事实而导致革命。他指出，我们目前必须完成的使命十分明显：对现状进行无情的批判，无情意味着批判无畏于其发现，其正像无畏于与权势之间的冲突。法兰克福大学的一群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深有影响的批判学派。福斯特指出：组织批判理论主要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为根基的，组织批判理论家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以一种调研的和批判的态度进行社会分析，以一种源于修正了的马克思式的分析观点，指导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假设和论点，都定位于并响应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间经历了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尔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逐渐发展起来。[1][2][3]它的理论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那就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及末完成性”。[4]因此，批判学派的学者们在广泛评述科学、文化、理性、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与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相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以推崇“事实”为名，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否定性”，从而导致了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二是注重批判。批判理论认为，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宗旨就是批判，既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批判现实中的各种文化、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批判既意味着对现存的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更意味着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三是强调综合性研究。批判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文学科已被四分五裂了，它根本无力全面完整地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改弦更张，采用整合的、交叉学科的方法来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批判学派采取激进的参考架构，将组织视为支配与主宰的权力所在。此外，这一学派把理论看作是能使个人从支配性的组织势力中解放出来的一股力量，并把理论家看作是在促使组织变革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人。他们相信，某些社会结构和过程会导致基本的权力失衡；权力失衡将导致某些社会阶层和团体异化和遭受压迫。因此，批判学派学者的作用在于探索和揭露这些失衡的现象，并且使被压迫团体注意到这个现实。不管是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还是通过被压迫个人的觉醒，都有可能达到解放的目的。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当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躲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背后，为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弊端百出的西方社会大唱挽歌，把批判理论推向绝境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在生活世界的传播行为中，蕴藏着拯救现代性的理性的力量。传播理性不仅能在与工具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统的势力借助金钱和权力操控的媒体，向生活世界侵蚀和蔓延，而且还能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双向分析架构，为“晚期资本主义”把脉，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症，只有借助于释放传播理性的潜能才可以消除。

　　“传播行为”这一概念，是解析“传播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这部早期著作中，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传播性行为。但他认为这种分析并没有充分抓住这两种行为最一般的区别特征[5]。后来他将社会行为区分为“战略行为”和“传播行为”两大类型[5]。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从理论社会学角度，对传播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他说：“传播行为概念把语言设定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们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这种行为模式设定，互动参与者可以把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行为者，与世界之间三种关联中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传播目标。撇开符号表达的完整性不谈，一个追求传播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须具有合法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也就是说，言语者要求其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6]

　　哈贝马斯所追求的真正合理的行动，可以通过去除传播中的各种约束而产生，控制就是其中一种经常在我们达成共识的尝试中，受到扭曲的一种约束。此外，不对称的传播也必定会产生扭曲。在社会生活中，正如同在个人内心的情况一样，这些扭曲在任何解放思想的过程之前，都是必须加以揭示的。因为哈贝马斯主张公开的和无约束的讨论，不受控制，坚持合宜而恰当的行动取向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任何等级的政治和再政治化决策过程当中体现这种传播，是使得像“理性化”等概念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最后，通过一种普遍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过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的人类行动所需要的，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而恢复人的实践习惯。

　　哈贝马斯将他的哲学立场，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组织意义形成问题。第一，他指出，知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而是来自构成知识的技术、实践和解放旨趣，其中每一个都框定着日常知识和以不同方式由社会探求产生的知识。第二，他的理论是作为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理性知识的强调，通过把一切知识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否定了社会行为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其结果是形成对“专家”的崇拜。第三，他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学说，是在传播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表达了解放旨趣。传播能力使得个人通过自我反思，实现从客观化的政治条件下得到解放的能力。这样的反思可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预测到。它提供了真理声言推理产生的语境。他认为，普遍化的旨趣受制于利己的需要。其结果是一个政治上冷漠的社会，它通过统治而产生虚假的一致意见和合法性。[7]

　　三、姆贝的组织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丹尼斯姆贝（Dennis K.Mumby）利用他在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传播学等诸学科方面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从意义、解释、话语、组织文化等关系及其定义的分析入手，通过对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瑟尔伯恩和吉登斯的理论的介绍、评述和批评，深刻阐述了传播理论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代表了美国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较高研究水平。他的研究直接指向传播和统治权力（霸权）之间的关系。阐明组织中权力的行使，就是一个群体得以以自己的旨趣对其他群体的旨趣（需要、利害关系、世界观）进行框定。因此，这种由霸权赞成的组织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和故事叙述结合，为掌握权力的群体对组织的一切活动提供参照框架。权力的使用与组织的意义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播过程的限定。

　　意识形态与霸权。意识形态是以政治和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一套思想体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归纳了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功能：（1）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整体利益；（2）对矛盾存在的否认或对其进行演变；（3）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合法化。第一项功能涉及意识形态为具体群体的特定旨趣下定义的过程，它把这些旨趣看做具有普遍的意义。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观念或许最好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霸权常常被曲解为某一阶级（或阶级派别的组合）对其他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事实上，霸权是指“某一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能力”。因此，霸权是领导而非支配或控制，它是“通过把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规范中的立场联系起来，对公众意识或常识进行殖民化”而实现的。[7]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维护和支持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压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使居支配地位的意义的形成具体化了，

　　使其成为自然的、就像事物本来那样合理的事物的秩序，这样的社会结构就不再被认为是人为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是刻意设计的社会结构，它是由个人、团体或阶级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这些个人团体或阶级，可以在组织中发号施令。而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质询的过程，起到形成和再现组织成员的主体性的作用。据此，统治群体的利益被不加批评地视为所有组织群体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不仅是一级信念，而且是一个构成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意识的、有具体内容的意义体系。[7]意识形态强有力的影响，与日常的组织和研究实践紧密相连，并且以一种使组织中发生的事情，以及研究者和他们的理论在其中所扮演角色复杂化的方式来进行。

　　2.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组织系统和结构隐藏的权力，是批判学派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姆贝着重探讨意识形态隐藏的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即通过这种隐藏的权力，使组织中的某些群体受益而使另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姆贝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权力的使用是否合法，他更关注的是隐藏权力如何在组织中起统治作用，以影响组织内旨趣体系的结构形式。他提出了“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变形’的潜在场合的概念”。因为组织是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一个组织在它能够产生、维持和再现那些维持某群体的需要的组织实践活动时，它就在为该群体的利益服务。该过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持现存的统治关系的方式建立组织的意识形成，使得局部的利益成为全局利益。在这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如在推论行为中所显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组织成员提出质问，提供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意识。由于意识的意义形成在个人的主观性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变得自然化了，被想当然接受；即是说，它们成了组织形成过程内在的一部分。”[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传播不仅作为信息传送的工具，而且是创造和再现由意识形态构成的组织现实的社会物质实践。“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传播同交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在组织环境中可对传播进行动员，从而使为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的社会现实的特有形式合法化。”[7]

　　3.意识形态与话语、故事。在传统上，故事讲述被看做是一种无政治意义的活动，除非所讲的故事在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话语与故事有助于加强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有助于巩固其力量的来源。当人们谈论神话英雄故事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故事的起源还是结束，这些叙述都会揭示出一种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姆贝认为：“每一类符号都在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统维持等各层次发挥功能。因此，作为组织生活某一特别方面而表达的、不断讲述的故事可能起着描述功能（提供信息和会引起同感的体验），能量控制功能（加强或减弱成员之间的紧张气氛），或通过把该符号作为某些行动（兼并，裁员等）的理由使用而促进系统的保持。”[7]也就是说，组织传播中象征性隐喻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文字语言的风格修饰，它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行为者的体验。因为在隐喻和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的关系。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隐喻结构，都争着希望被接受为组织的支配观点的表达语，从而对一个组织符号体系的控制甚至比对组织中权力旨趣的控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一切用符号表示的组织行为，都能以某种方式对组织现实及组织权力的结构形成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姆贝说：“组织权力是由组织符号体系的结构所构成并得以再现的。”[7]

　　四、批判学派的组织传播思想

　　总得说来，批判理论家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是“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在批判学者看来，组织文化理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而且这一意识形态维护的是资本主义。[8]批判学派理论家善于收集关于语言、动机和行动的解释文化数据，并对存在于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作了判断。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业，不仅批判理论家们可能与文化研究者们一样为他们的错误而遭到批评（如样本过于狭窄，在选择参与者和事件中存有偏见），但他们也可能被称为“杰出者”。[9]

　　批判学派十分强调组织权力，权力依存于构成组织生活和社会结构的过程，而组织权力是传播互动和传播关系的产物。摩根就认为，强调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人际联盟、网络以及对“非正式”组织的控制，是形成组织权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批判学派认为，组织的过程就是传播和形成控制的过程，即使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被认为是所谓发挥雇员民主的团队管理方式，也已经完全蜕化，比如团队制定的纪律往往更加行之有效，更加无法理性，更加不可抗拒，甚至不如在官僚控制体系下的纪律那样显而易见。[10]

　　批判学派重视通过对于组织故事、隐喻和话语叙述的解释和推论，直接从普通常见的组织传播表象中，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深刻体验，发现组织故事、隐喻和话语叙述与组织结构之间的象征性交互的关系，从原本是积极的叙述中推论出组织传播中的消极方面，从而加深人们对于组织传播符号控制的权力旨趣问题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美)凯瑟琳米勒著.袁军,石丹等译.组织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 (美)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5] 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著.吴琼译.公共行政的语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 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L古多尔著.白春生,王秀丽,张璟译.组织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0] 李东.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沟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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