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表现及对策论文
［论文摘要］如何总结中国职业教育的规律，发掘职教前辈们创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是教育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通过对大量职教史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职教史研究中存在着“马太效应”的表现；通过对这些马太效应的历史反思，归纳出了职教史研究的一些创新方法，为未来职教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太效应历史反思方法创新
职业教育虽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发展远不能满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职业教育史的研究更是一个薄弱环节，难以适应职业教育的战略发展。随着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日益重视，如何总结中国职业教育的传统，发掘职教前辈们创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是教育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表现
通过对大量职教史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职教史研究中存在“马太效应”的表现。马太效应（Matthew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相对狭窄集中以及忽视职教真正主体的现象。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受文献资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狭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对乏力的现象
“史论结合”是职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职教史研究离不开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却对职业教育十分不利，如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现存的历史文献不足以完整展现其历史原貌，这是因为：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因此，官方资料的片面性很容易就限制了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真认识。由于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多集中在墨子、鲁班等少数人身上，今人研究由于历史久远，文献史料不足，自然更是聚焦于此。如吴玉琦著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提到墨子、扁鹊和鲁班等人在技艺传授中的历史地位。在李蔺田主编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中也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鲁班、扁鹊和墨子是当时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而蕴涵在政治家施政策略中的职教思想的相关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如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该子就父学，弟从兄学，标志着家业父传型职业教育的出现。管仲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把齐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业聚居，且世代相承，从某种意义上直接促成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二）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现职教名人过度聚焦而临近人物备受冷落的现象
虽然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六经皆史”是中国学界近年来的普遍共识，但由于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职教史研究中存在严重“厚此薄彼”的现象。如近代对黄炎培职教思想研究相对系统完善，而黄炎培同时代的其他探索者张骞、蔡元培等人的职业教育思想也都有相当的价值，相关研究虽也有人涉及，但与黄炎培研究相比则较为偏少且零散。客观来讲，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推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有较多论述，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更有详尽的介绍。中华职业教育社亦出版有《黄炎培教育文选》，田正平编有《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书中收集有黄炎培一生中的重要文献著作。于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其他史学著作中基本上也都对黄炎培的生平活动及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如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李蔺田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中，都使用了较大篇幅对其进行研究表述。甚至有关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如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但凡涉及职业教育时，大多都会用一定篇幅来专门介绍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
（三）研究广度有余而深度有限，导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专史研究系统不够的现象
近年来，职教通史的研究相对系统扎实，职教专题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陆续出现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史中具体专题内容的论文，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历史反思的意味，洋溢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如宁欣、李凤仙的《中国专科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变迁》专门研究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专科教育学习机构，朱晓斌的《中国古代职业技艺传授的历史变迁》主要研究古代技艺传授的历史过程，孙越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张新民的《论清末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与特点》是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史和学制史的专题研究。但职业教育的史学观照不仅在教育通史或教育学概论等书籍中无法回避、不容忽视，还应有更多的专著阐述，否则必然缺乏系统完整性以及广度和深度。如职业教育学校史、制度史、学制史、管理史、实训史、女子职业教育史、教学思想史、教材发展史、师资史、职业培训史等研究，在各种书籍论文中或略有涉及，在多数职业教育学书籍中大都以专门章节的形式论及，在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绍，如毛礼锐著《中国教育史简编》、石伟平著《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主编《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主编《职业教育学通论》等，仅仅是以描述史实的方式出现。
（四）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出现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众忽略不计的现象
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是由研究资料的稀缺性和间接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抱残守缺造成的，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集体无意识地轻视或无视了对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通大众的研究。“历史人物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对于各个教育发展时期普通人物关注得不够，缺乏“平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研究的方法、思想以及模式上对教育史学科进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克服这种研究倾向”。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我国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史的研究也从零散的资料整理，逐渐拓展到专项研究领域，开始步入系统有序的研究时期；但至今缺乏对普通大众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处历史角色的翔实分析和仔细考证，致使无法更鲜活地展现他们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
二、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对策
通过对上述“马太效应”具体表现的历史反思，笔者归纳出了职教史研究的一些创新方法，可望为未来职教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一）系统梳理各类文献中散落的职教素材，让更多的职教主体进入研究视野
对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评价，或者说使用第一手材料的多寡和研究程度，直接决定着职教史研究的视野范围和整体水平。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可谓源远流长；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始终以儒学教育为主流，官办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和选拔官吏，职业教育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受到轻视，导致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相关记载更是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别类文献中。由于缺少对零散的别类文献的系统梳理，使得许多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做出一定贡献的个人或群体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从古代鲁班的终南山学艺，以及“班门弄斧”的流传等信息来看，古人对职业教育的思考与论述从未停止。“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方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
（二）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通过比较彰显我国职教史发展的本土特色
伴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职业教育研究者一度集体把研究重点投向对先进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引进，曾出现了一大批对国外职业教育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并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其中包括1979年出版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1984年出版的《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等。较早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著作是郝新生、袁吉林、钱怀智于1987年主编的'《比较职业教育》，它为国人打开了职业教育的异域之窗，对美国等国家职业教育情形有所介绍。随着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有效开展，更多国外职业教育史相关知识和理论的输入，必将为我国职业教育史研究提供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并在比较研究中彰显我国职教史发展的本土特色。如吴式颖、阎国华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中第12章“中外近代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比较”，采用中外不同文化角度去比较和研究历史，就给人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会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三）广泛运用辩证思维，恰当把握通史（广博）与专史（精深）、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
职教史研究是职业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职教史研究应放到职业教育学乃至教育通史或教育学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定位和审视。当然，不作为专题史来研究的话，通常便是以描述史实为主的形式出现，难免篇幅所限，语焉不详，必然会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却在更为广阔的史学视野中，对职业教育加以观照，更有利于深入认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要恰当把握职教史上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对前者的深入系统研究固然有助于把握住职业教育史发展的主流思想和重要线索，对后者观照审视则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职业教育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职业教育人物的研究应两者兼顾，互为补充，这样才能真实展现职业教育的历史。如此一来研究视野便会更为宽广，知名人士中更多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过或多或少的专题论述，起到过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的人物都会引起重视，如古代的鲁班、扁鹊、墨子、管仲，近代的张之洞、严复、陈独秀、邹韬奋、陶行知、杨贤江等。特别是职业教育是如何为普通大众接受并传承的，普通大众的民间智慧在职业教育中曾起到过怎样的作用等，都将为研究者打开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阈。
（四）坚持以人为本，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去研究分析历史中的现象和人物
职教史研究要坚持以人为本，即强调对代表人物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分析，不仅要从哲学、政治立场出发，更要从产生其思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予以解析。“从墨子注重技能培养的踏实学风，闪现出既严谨又切实的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颜之推提倡‘以技立身’的教育内涵，体现了技能对谋生的重要价值；王安石以‘致用于天下’为导向，重视‘实用’的教育目的；到黄宗羲，更强调‘学用一致’‘学贵适用’‘习行’等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颜元倡导‘习行’，具有在做中学、以行动为主导的实践倾向。”实践证明，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去研究分析历史中的现象和人物，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因为职业教育史研究不能纯粹是史实资料的汇总，更需要一种哲学理性的思考，用以史鉴今的态度去对待职业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如王炳照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的历史反思》、吴应彪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概况与现状分析》、胡幸福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史上的两次遗憾及思考》，等等，多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当前的职业教育现状，反思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挖掘。
综上所述，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受文献资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狭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对乏力的现象；二是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现职教名人过度聚焦而临近人物备受冷落的现象；三是研究广度有余而深度有限，导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专史研究系统不够的现象；四是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出现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众忽略不计的现象。针对上述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具体表现，我们可采用以下应对策略：一是系统梳理各类文献中散落的职教素材，让更多的职教主体进入研究视野；二是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通过比较彰显我国职教史的特色；三是广泛运用辩证思维，恰当把握通史（广博）与专史（精深）、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四是坚持以人为本，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去研究分析历史中的现象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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