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国内转移的途径和动因规律论文
伴随钢铁消费量和消费区域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在盐湖地区又兴起许多新钢铁工业中心，如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布法罗等，北部大西洋沿岸作为全国最大的钢铁消费区，也建成大规模钢铁厂。二战之后，钢铁工业向沿湖、沿海的消费区如芝加哥和大西洋沿岸集中，匹兹堡地区的中心地位大大削弱。原因是:一是煤和铁矿石可利用廉价水运，并有低运价优惠，而钢铁运价却很高。二是战后苏必利尔湖区富矿大减，从加拿大、委内瑞拉等进口优质廉价铁矿石日益增加。三是炼钢中消费的大量废钢资源主要来自消费区。20世纪60年代之后，消费区小钢厂利用废钢资源运用电弧炼熔炼、连铸机铸坯等工艺炼钢成为美国钢铁工业一大特色，对于平衡钢铁工业布局起到重要作用。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前五大产钢州均集中于东北部五大湖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分别是俄亥俄、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伊利诺伊州。
从美国钢铁工业国内转移历程来看，其分布从靠近资源地型逐渐向临海和临消费地转变;充分利用水运条件，沿海、沿湖、沿河建大厂。钢铁工业的资源密集、规模经济等特点决定了其产业转移方向，形成了向临海、临消费地集聚，这不但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也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钢铁工业以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为骨干，但是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电炉小厂发展迅速，其流程短，在经济效益上远高于传统长流程大型钢铁厂，其发展对于钢铁工业国内转移意义重大。
近代日本钢铁工业发展初期主要依据自身原料、燃料供应布局。日本现代钢铁工业标志的八幡制铁所，为原、燃料运输方便，选择临海区域建立工厂。1907年在北海道室兰，建起了以北海道石狩煤田炼焦煤为依托的另一原料导向大型钢铁企业。1930年之后，日本钢铁工业布局呈现消费地导向。二战期间，日本军事工业对钢铁需求激增，相继在钢铁主要消费地的阪神、京浜等工业区内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利用国外原料及燃料。二战后钢铁需求以及国外原料来源都发生很大变化，进一步促进钢铁工业向临近工业区域中的消费市场转移。50年代以后，铁矿石、炼焦煤国外依存度渐强，其海外依存度均接近100%，主要依赖澳洲和美洲国家进口，这导致日本钢铁工业呈现临海集聚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日本钢企国际竞争力下降，开始关闭工厂、收缩战线，空间结构上越发集中于大城市圈和周边地区。大型联合钢企利用大型专用船舶运进煤炭、铁矿石等原料，并配置临海工厂等。目前，日本钢铁厂集中分布于太平洋海岸带状工业区内，形成长达1000公里的沿海钢铁工业带，原料、燃料全靠海外市场供给，而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这是典型的临海钢铁工业分布。从日本钢铁工业国内转移历程来看，其空间分布最初是以原料导向型的八幡、釜石、室兰向消费导向的大都市区、大工业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千叶、水岛、加古川、名古屋等地区集中。此后，伴随原料、燃料供应结构之变化，开始呈现典型的临海工业集聚。发挥岛国优势，充分利用海运和港湾条件，进行填海造地，建设临海钢铁基地。
英国和德国作为传统钢铁工业强国，其钢铁工业转移路径亦有突出特点。对英国而言，20世纪以来，其生产单位迅速减少，但平均规模显著增大;在20世纪以前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老钢铁工业区内，分散性布局明显地趋于集中，形成了与新建四大深水码头紧密相连的六大生产基地。钢铁冶炼逐渐靠近沿海和主要消费区，国内各地区的钢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发生明显变化。对德国而言，钢铁工业布局以内地为主，集中于少数交通便利的煤铁原料基地和钢铁消费区，如莱茵—鲁尔工业区。同时，内河航运发达，保证了原燃料物流之畅通。沿海有所发展，但比重不大，主要集中在汉堡等港口城市。可见，铁矿石产地是德国钢铁工业布局的重要条件。
发达国家国内产业转移原因
钢铁工业国内转移影响因素众多，既有产业转移普适因素，亦有钢铁产业特有动因;包括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等。
市场因素。市场自发下的'产业转移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依据市场环境变化，以投资和合约等方式改变产能布局。市场因素包括原料燃料供给、交通运输条件、市场需求变动以及承接地区工业基础等。钢铁工业生产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能源，其中最主要的是铁矿石和动力燃料。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铁矿石资源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铁矿石资源储量、品位、开采条件和所处经济地理位置均会影响钢铁工业布局与转移。同时，钢铁冶炼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燃料。钢铁工业燃料，经历了木炭、无烟煤、焦炭、重油、天然气、煤粉和电力等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燃料动力因素对钢铁工业转移之影响各异;然而总体趋势是对钢铁工业转移的吸引力逐步减小。从前述路径分析看，发达国家钢铁工业发展早期，主要进行原燃料导向的转移;伴随交通运输条件之改善，原燃料布局吸引力减弱，而向消费区域转移。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钢铁需求以及原燃料来源变化很大。以日本为例，铁矿石和炼焦煤国外依存日益增强，甚至接近100%;进口原、燃料的来源发生较大变化，开始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等国，导致其钢铁工业向临海区域转移。
钢铁工业的原燃料和产品运输量均较大，通常每吨钢铁产品所需场内外运量为20吨，其中场外运输量为约5－7吨。①所以，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之变动往往会引发钢铁工业转移。无论是新建投资抑或改扩建投资，在其他条件相同前提下，往往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差异而影响布局选择。一个年产能为6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运量达3000万吨。②钢铁生产需要可靠的原、燃料供应，同时其产品数量大、用途广、需求地区多;均对交通运输条件提出较高要求。例如美国城市匹兹堡之所以成为美国钢铁工业中心，与其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密不可分。由上文可知，匹兹堡地区地处五大湖区域，能通过五大湖和内河航运廉价购入原燃料。此外，紧邻大西洋沿岸工业区，陆路交通十分发达，可满足周边钢铁需求。
钢铁是工业发展之基础，其产品用途甚广。前述转移路径分析表明，二战以来，消费区域对钢铁工业转移之影响愈加突出。其中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伴随技术经济条件之变化，钢铁企业出现了由原燃料布局导向向消费地导向演进之趋势;二是钢铁工业从传统消费区向新兴消费区的转移。钢铁企业配置于消费地好处颇多:一是钢材品种、规格众多，大规模运输难度大，且单位运费远高于煤炭、铁矿石。例如煤每吨公里运费为1．04美元，铁矿石为0．7美元，而钢材为3．06美元。［7］不难得出，钢铁企业消费地导向的转移有利于降低成本。二是接近消费区域利于及时按照需求调整钢材品种规格，创新钢材品种，与用户建立紧密联系，拓展销售市场。三是钢铁消费区的机械工业普遍发达，有大量废钢资源可利用，特别对于大量使用废钢资源的电炉钢厂而言，等于靠近原料布局。4．承接地区工业基础承接地区的一定工业基础是钢铁工业国内转移之促进因素。钢铁工业特别是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占地面积大，耗水量大，因此用地用水等工业基础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钢铁联合企业的微观配置。以日本为例，该国山地众多，地形复杂，沿海人口密度大。钢铁企业综合考虑原燃料和消费地便利，在临海利用填海造地配置大型钢铁厂。鹿岛地区是茨城县综合开发振兴计划中临海工业地带造成计划的指定地域，同时能够提供广阔用地与丰富用水，以及通过公共投资先行进行了港口建设，加之临近重要消费地京浜地区，因此住友金属工业在鹿岛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除此之外，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如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钢铁企业在该区域布局。
政府因素。政府调控下的产业转移是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出发，通过政策手段引导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按照行政等级，可分成国家政策和地区政策。国家政策对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影响体现在产业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方面。从发达国家政策实践看，其国家政策目标多是保护本国钢铁工业、支持钢铁工业发展，钢铁工业国内转移政策也服务于上述目标，即将钢铁工业转移至最大限度满足需求和长远发展之地区;当然，这一目标也符合国家经济安全之要求。同时，各区域亦会制定相关钢铁工业发展政策，以提升本地工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以主要国家和地区具体政策说明。
上述国家政策中，产业发展政策一般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区位和产业技术政策，其中钢铁工业区位政策(或布局调整政策)将直接导致国内转移。区域发展政策是针对区域发展的目标和问题采取的特定政策，旨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其中涉及该区域钢铁工业发展之政策亦会间接影响一国钢铁工业布局。环境保护政策则会对钢铁等高耗能、高耗水和高污染行业的区域布局做出严格限定，从而影响钢铁工业转移。英国工业发展始终存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为缓和这些矛盾，英国于1934年首次颁布工业布局法案，将由于钢铁工业衰退而造成经济萧条最严重的南威尔士等四个地区列为特别区(后称发展区)，为其工业振兴提供了多种援助。特别区内工业受到种种优惠，而对非特别区则通过准入控制等措施来限制工业发展，伦敦地区尤甚。战后，钢铁界一直考虑在泰晤士河畔兴建大型联合企业，限于工业布局政策，这一目标始终未实现。时至今日，英国钢铁工业始终难以越出发展区范围，官方政策影响可见一斑。经过“倾斜生产方式”计划和“钢铁合理化”计划的制订实施，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已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高速发展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污染问题首当其冲。因而日本政府制定了“工业重新布局计划”。也就是国家统一调配、勘探地点，并由国家贷款和实行经济补贴，将分布在市区内的某些公害严重的工厂或由于用地等原因扩大再生产有困难的工厂，迁往郊区或沿海地域，形成新的组合。在美国钢铁工业布局政策中，并不特别强调接近原燃料基地因素之响，而对物流和消费因素的吸引作用予以较强关注。早在20世纪初，为适应开发苏必利尔湖大铁矿和五大湖沿岸工业发展需要，政府开凿了联结五大湖以及沟通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的运河，使两大水系连成一体，利于五大湖区域钢铁工业生产和物流。20年代，国会制定运输法，对内河运输采取扶植保护政策。此后，国家不断增加维护和扩建航道的投资，全部负担内河航运公司所用航道的建设、改善和保养费用，并给以内河航运种种税收优待等。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钢铁企业在土地使用、供水用电、物流交通等方面影响很大。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先后制定了“工业整备特别地域整备法”、“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等，指定特定地域进行综合开发。像水岛、鹿岛等均为上述规划的指定区域，享受到诸多政策优惠，可以取得所需广阔用地，因而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钢铁工业配置区域。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从罗斯福推行“新政”开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30年代依法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综合开发。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发扩展五大湖钢铁工业中心的辐射范围，也促进美国钢铁工业向南转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成立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提供各种技术和社会信息服务，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帮助其进行结构调整。该区域周边印第安纳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均受益，并逐渐成长为美国的主要钢铁产区。通过财政金融手段支持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是钢铁工业环保政策主要方面。因国内区域间技术壁垒较小，这并非造成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主要原因。但环境保护政策对各区域排污标准和污染行业区位分布做出严格限定，从而影响钢铁工业国内转移。
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制定“国土综合开发法”，将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调整和国土资源开发有机统一。日本国土规划中最大限度考虑了环境整治问题，通过国土规划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优化产业区域结构，将环境事故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之扩散。［8］此基础上，70年代制定实施“工业重新布局计划”，将位于市区的钢铁工厂向郊区和沿海转移。20世纪70年代，美国先后制定“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对各州排污标准进行了差别性严格限定，极大影响了钢铁工业布局。8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行排污权交易政策，该政策规定了一定区域排污总量限额，并将限额分解到各企业，企业间可以进行排污量交易。该交易还规定在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没一桩交易要承担削减排污量10%到20%的义务。［9］环保法案的出台增加了钢铁工业成本。20世纪70年代美国钢铁企业将其投资的10%－20%用于污染控制。一些资本有限的中小企业由于达不到法定污染排放标准而被迫关闭，铸造行业仅1968－1974年间就有超过400家中小企业倒闭［10］，钢铁工业市场结构和区域结构大大改变。
从美日等国政策实践看，其州(县)亦会制定相关政策规划，提供用地、投资、税费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以支持本地钢铁工业发展，其中包括综合性规划中的钢铁工业部分、钢铁工业专项政策以及针对重点钢铁企业的优惠政策等。首先，钢铁工业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茨城县先后制定“茨城县综合开发计划”和“茨城县综合振兴计划”，其中在1960年完成了“鹿岛滩沿岸地域综合开发计划”亦即“临海工业基地造成计划”。在此计划指引下，鹿岛地区逐渐成长为日本钢铁工业配置的核心区域。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于2003年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向本地产业共提供28亿美元的贷款、赠款和担保，并向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提供资源和财力，使其获得新技术以提高生产力。作为全美主要产钢州，这一刺激计划给衰退的钢铁工业注入了活力。其次，美国主要产钢州均对钢铁工业进行扶持。俄亥俄州制定实施了旨在支持本州钢铁工业发展的“钢铁发展行动”，对钢铁工业进行直接贷款或贷款担保，设立企业债券基金，实施基础设施赠款，并对钢铁产业培训进行拨款。印第安纳州政府提供钢铁工业咨询服务。宾夕法尼亚州设立可替代能源基金以及钢铁产品购买法案等。以上措施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该区域钢铁工业。最后，美国主要产钢州对重点钢铁企业进行扶植。如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向AK钢铁公司提供一揽子刺激措施等。
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目前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钢铁产业转移不论对中国自身抑或世界均有较大影响。由表1，东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之比由1950年的80．36%降至2007年的10．58;同期，华北由12．87%升至33．78%，华东由4．13%升至31．36%。不难得出，钢铁工业在中国范围内发生了较显著的区域产业转移。特别的，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布局已经明显从内陆资源指向型转向沿海消费指向型布局。［11］但是钢铁工业空间结构仍存在较大问题，如周维富(2005)认为，中国钢铁工业布局存在三重错位。一是地区分布与资源分布错位，二是地区分布与市场需求错位，三是地区分布与国家发展错位。［12］可见，中国钢铁工业国内转移仍旧任重道远。
立足资源，因地制宜。分析有关国家发展钢铁工业的历程，但凡发展速度比较快或者产量增长比较稳定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国家，无不根据不同资源和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本国钢铁工业、组织钢铁工业转移。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苏鼎足而立;但从资源角度，与美苏相比，日本是名副其实“资源小国”。日本的铁矿石几乎为零，炼焦煤储量也很小。这是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首要不利条件。但是，日本从国内资源贫乏的现实出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岛国海运方便、造船工业发达、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国家大力扶植钢铁工业，战后实行三次“合理化”计划，与原料出口国订立长期合同，用现代化大型高效设备武装钢铁工业。为了充分利用海运条件，在沿海港口或通过填海造陆兴建大型钢铁厂，这样便形成了沿海设厂这一具有典型性的钢铁工业布局形式，给日本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果。对中国而言，其钢铁工业是“铁矿石进口”与“煤电耐材国内供应”的资源供应格局。这比日本情况更为复杂，因此日本模式只可借鉴，不能复制。然而目前中国钢铁工业转移取向却是单边主义的，即大型钢铁集团全部分布或计划分布在沿海地区，宝钢、首钢、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等均在谋求向沿海转移。综合分析资源分布和市场需求，选择运用“城市周边型”和“海港工业带”模式，避免钢铁工业转移的单边主义，是未来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总体思路。
利用水运，沿河沿海。充分利用水运，沿河沿海建厂，有利于改善钢铁工业布局，降低成本。美国利用东西面向大洋和五大湖、密西西比河纵贯南北的有利条件，结合国内煤铁资源分布特点，沿海、沿湖、沿河建大型工厂，在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区大力发展钢铁工业，使水运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形成美国钢铁工业布局一大特点。原燃料运入和产品输出都尽量利用水运或水陆联运，运费低廉，有利于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因此，在美国钢铁工业布局过程中，并不特别强调接近原料和燃料基地因素的影响，而对运输因素和消费市场的吸引作用予以较大的注意。日本从国内资源贫乏现实出发，充分发挥岛国和造船工业发达优势，化不利为有利，在沿海港口或通过填海造地建立大型钢铁厂。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日本一面对原有工业基地实行全面技术改造，一面在便于原燃料输入和产品输出的沿海地带，大力新建现代化大型工业基地，使钢铁产量和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大型运矿船可直接开进钢铁厂的原料码头，而钢铁产品也直接从工厂成品码头上船运往世界各地。虽然发达国家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总体取向是沿海布局，但是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各地资源消费情况迥异，所以应避免钢铁工业布局的单一主义。美国模式充分利用了本国水力资源，大力发展钢铁内河航运。中国河湖资源丰富，特别是黄河和长江，具备较强航运条件。这也给钢铁工业向内陆转移提供了条件，为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当然，沿河沿湖布局对钢铁工业环境保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立足国情，建改相宜。根据不同国情组织国内转移，将建新厂与改扩建旧厂相结合，将新建投资与兼并重组相结合，既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骨干作用，也积极发展中小型企业。战后美国主要依靠扩建老厂来增加钢铁产量和扩大品种、提高质量。60年代以来，随着电炉炼钢发展，小型钢厂得到迅速发展。其特点是以当地的废钢为原料，多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生产技术水平先进，劳动生产率很高。由于用废钢，原料和产品运距短、运费低，折旧也很少，所以成本低，在经济上完全能够和大型企业并存。在骨干企业向大型化发展的同时，这种小钢厂作为大型企业的补充，在经济上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丰富了钢铁工业布局选择。战后日本钢产量飞速增长，主要靠新建大型沿海钢铁厂实现。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先后建设了千叶、名古屋、君津、鹿岛等13个大型钢铁厂。日本在大力建新厂同时，也积极改建、扩建原厂，如八幡、室兰等都进行了大规模改扩建，增添现代化设备，使产能成倍增长。以兼并重组提升市场集中度，是日本钢铁工业转移的突出特征。20世纪70年代富士制铁和八幡制铁重组为新日铁集团，新世纪初NKK集团和川崎制铁合并为JFE集团，均造就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集团。中国亦在谋求钢铁企业的区域整合，2007年至今先后重组形成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和广东钢铁集团等。然而，重组范围多限于省内，且政府色彩浓厚，重组效果不佳。未来应突破区域壁垒，真正按照市场规则组织兼并重组。
注重规模，建立基地。从世界主要产钢国家发展钢铁工业历史看，随着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都会逐步形成不同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对改善地区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有重要作用。不论是美国的五大湖工业区还是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在不同时期先后经历了以钢铁工业基地为基础，向综合性工业基地发展的过程。日本鹿岛是世界上有计划地以钢铁为基础建设大型钢铁综合性工业基地的突出代表。在六十年代初，鹿岛尚为一片荒凉沙丘海岸，经过多年的建设生产，至七十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日本最大工业基地之一。目前，鹿岛已经成为一个以钢铁、炼油、石油化工和电力为骨干，多种行业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具有规模大、技术先进、厂区布局紧凑以及综合利用资源、注意环境保护等特点。
就目前而言，中国东部沿海钢铁工业已近饱和。中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煤电水资源，应成为钢铁工业转移之新方向。在此基础上，带动工业综合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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