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三姐妹》的主题
俄国著名戏剧家丹钦科1940年排演《三姐妹》时，曾作过一个关于《三姐妹》的主题的说明，他把此剧的“种子”（即主题）归结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后来俄国的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丹钦科的这个观点。
1998年中国著名导演林兆华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等于是对《三姐妹》的主题在表述上作了个微调：由“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改变为“对于美好明天的等待”，或简洁地说是“等待明天”。
这样的主题揭示是受启发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两个流浪汉要等待的“明天会来”的戈多，其实也是三姐妹期盼的“明天要去”的莫斯科。永恒明天决定了永恒等待。
《三姐妹》里有五个最重要的人物──三姐妹外还有名叫图森巴赫与维尔希宁的两个军官。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三姐妹懂得英、法、德三门外语（小妹伊林娜还懂意大利语），两位军官属于全城“最有教养的人”。三个姐妹和两位军官的知识分子气息，弥漫在他们的对于现实的痛苦反应中。痛苦来自更高的精神追求。当下满足不了他们的精神追求，于是他们只好等待，等待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知识分子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们执著地企图探寻存在的意义与痛苦的根源。契诃夫相信这种探寻是会有结果的。他让大姐奥尔加在结束全剧的台词里说：“军乐奏得这么欢快，仿佛再过去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
《三姐妹》写于1900年，写于新世纪已经来临之时，而此时契诃夫却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因此，我们可以把《三姐妹》（还有写成于1904年的《樱桃园》）看作是契诃夫留给世人的艺术的遗嘱。他的这份遗嘱归根结底一句话：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而这恰恰是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意义的所在。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契诃夫的那些可爱的戏剧人物的精神痛苦与精神追求，也越来越被现代人所理解，这就是契诃夫的戏剧成了当今世界舞台上演得最多的经典戏剧之一的原因所在。
二、关于“散文化戏剧”
当今世界的戏剧理论家或戏剧史学家，普遍认为契诃夫开了现代戏剧的先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肯定了契诃夫的“散文化戏剧”对于20世纪现代戏剧的启蒙意义。
契诃夫戏剧的散文化倾向最早就由契诃夫用最明确的语言说了出来。1895年11月21日契诃夫写完《海鸥》后给一位友人写信说：
“剧本写完了……违背所有戏剧法规。写得像部小说。”
契诃夫在世时，俄国不少作家，戏剧家（包括托尔斯泰）不承认契诃夫的戏剧家地位，就是因为不承认他的“散文化戏剧”的存在价值。而当时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激赏契诃夫戏剧，也恰恰是因为看清了这种“散文化戏剧”的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新意义。在俄罗斯，契诃夫戏剧的知音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两位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
在中国，契诃夫戏剧的最早的知音是戏剧家曹禺、戏剧导演焦菊隐和文艺理论家王元化。
曹禺1936年写的《日出跋》里说：“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指出“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曹禺所说的“这出伟大的戏”就是指《三姐妹》。
王元化1997年写的《莎剧解读序》里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他接触到契诃夫戏剧时所受到的感动。他说：“无论是契诃夫的剧本或者别林斯基的自然派理论，都使我对于表现平凡日常生活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不用说，在这样的对比下，我的偏爱很自然地会倾向契诃夫。”
在《三姐妹》中，的确如曹禺所说，“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这是因为，在《三姐妹》里既没有一个贯串性的戏剧事件，也没有一个发生在人物与人物间的持久的戏剧性冲突。
契诃夫说他“违背所有戏剧法规”。他的对于传统“戏剧法规”的重大冒犯，恰恰是在他对“戏剧冲突”的重新认识与重新构建上。
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的经典性定义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黑格尔认为：“戏剧是以目的和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这种斗争的必然解决为中心。”他把不同人物的不同目的与性格的冲突，解释为戏剧冲突的主要内容。但也有人持所谓“意志冲突”说。但无论是“性格冲突”还是“意志冲突”，都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恰恰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戏剧冲突的基础。契诃夫作为现代戏剧的前驱人物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用一种全新的戏剧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取代了“人与人的冲突”模式。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不是这个人物与那个人物过不去，而是所有这一群人都被他们所处的环境压迫着。在契诃夫戏剧中，人和生活环境永恒地冲突着。
然而，契诃夫戏剧的这一创新特征，迟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被充分地意识到，这是因为包括荒诞派戏剧在内的西方现代戏剧的戏剧冲突也是以“人与环境的冲突”为基本内容，从而也更巩固了契诃夫作为20世纪现代戏剧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三、关于戏剧情调
在《三姐妹》里，或者说，在契诃夫的戏剧里，“戏剧情调”比“戏剧情节”还要引人注目。
从戏的第一幕开始到戏的第三幕结尾，戏剧情调的变化是明显的。第一幕开头是阳光灿烂的春天，三姐妹欢聚在一起，伊林娜过命名日，还有不少军官来助兴，三姐妹心中点燃了“回到莫斯科去”的希望，爱情也在滋长。第三幕结尾是秋风扫落叶的日子，城防军要开拔，爱情落空了，“回莫斯科去”的希望也落空了。三姐妹依偎在一起，一边听着快乐的军乐声，且送那些可能一去不复返的可爱的军人，一边说着那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台词，好像已经不可分割地融合在秋天的忧郁中了。
从聚到散，从春到秋，随之变化着的是剧中人物的情绪，积累着的是悲喜交加的诗意情调。
图森巴赫要去决斗，要去赴死，他来与伊林娜告别，实际上是诀别，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发出了最动人的感慨与感悟：“多么美丽的树啊，实际上，在它们身旁的生活也应该是何等美丽啊！……瞧这棵树已经死了，可它还是像其他树一样随风摇摆。我觉得即使我死了，我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加入到生活里去的。”
维尔希宁来与玛莎告别，这可能也是诀别，但在这个黯然消魂的时刻，他照样要这样高谈阔论：“生活真是沉重啊，我们中间的多数人看它暗无天日，但应该意识到，它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明亮。”
此刻的三姐妹的处境是最最可悲的了，因为不仅心爱的军官已经离开了她们，而且凶悍的嫂嫂还要把她们“扫地出门”。而就在这个似乎是悲剧性的顶点时刻，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三姐妹却像是女声小合唱似的唱出了乐观主义的生活之歌：
玛莎啊，你们听听这军乐！他们正在离开我们，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地离开了，永远都不回来了，只留下我们独自开始新的生活。应该活着，我们应该活着啊……
伊林娜（把头靠在奥尔加胸前）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能明白，所有这些痛苦都是为了什么，也就不再神秘，但是现在应该活着……应该工作，只是工作！……
奥尔加（拥抱两个妹妹）军乐奏得多么欢快，多有朝气啊，让人真想活下去！……可是我们的痛苦，都会化成我们后代人的愉悦，幸福与和平会降临到未来的人间……
这种悲喜交集的戏剧情调是富于感染力的。她们优雅地忍受着苦痛，对自己的不幸保持着一种让人感到既甜美又苦涩的审美距离。她们不再拒绝今天的磨难，她们更不放弃对于明天的希望，而我们读者与观众，在与她们一起流泪和感奋的时候，在精神上似乎也与她们一起提升了。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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