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通用10篇）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都接触过散文吧？散文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你有了解过散文的写作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欢迎大家分享。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1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2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18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烈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沙漏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符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Rembrandt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3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2009年09月24日1502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spam(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屏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计算机相机，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一个儿子愿意在自己计算机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
我说才没有。
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
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
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4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对演讲者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遇到这种场合的做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我年老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会依靠、依赖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你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个题目，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未来的医生”这样一个单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做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我——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在你做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光是人家的儿女——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或母亲——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独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自主性”教育的开学典礼。
我今天的题目是，“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仰观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我相处。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
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快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光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
独思的时光，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1941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满”为目标，不给学生“独思”的时光：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各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光，是让你用在“观察、欣赏、沉思、体会”之中?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对自我的“存在”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光做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难有空间自我对自我检讨、探索、深思。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我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我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象，从头看到尾，发现他真是这么说的，老天，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我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比夜还黑的内心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读过加缪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七十人中只有四个，比例很低。2003年，我因为“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作。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作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惟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我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加缪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加缪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χ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χ光。它照得到“空”。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分手也是缘分
今天在座的，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看见当年的我自我，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十六岁那年，他到美国做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于是我逐渐逐渐认识到，原来父女母子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独立日”，其实，你们自我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倒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我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他们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χ光，给自我一种透视人生的智慧，但是心灵的χ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祝福你们!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5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国北部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没，下面的街头人生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的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花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欢呼雀跃。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上某一个壮烈的场面，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个沙漏里的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到班驳剥落的门拄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房顶裂缝一寸寸扩大直至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1.5米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升高，时间也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妻，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睁眼就写，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越写越大，字符串越来越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越来越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还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年少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在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焦，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花，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4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国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寒冷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衡量？
赏析：
时间是最公平的，我们在庆祝大年夜的同时，也是在庆祝时间的流逝，因为大年夜过去了，旧的一年就完全过去了，新的一年就来临了，每个人都长了一岁。记录时间，测量时间，其实就是在记住现在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的美好的生活，回忆过去的苦难的岁月，回忆我们成长的足迹。时间在源源不断的流逝，是无止境的，然后，我们的人生却是有止境的，我们的人生，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过的是否有意义，我们的人生过的是否快乐。
我们要记录时间，测量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好时间，哪怕是点点滴滴的时间。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6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说：“我不认得这里，我要回家。”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上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向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霎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键，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7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年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也只能语焉不祥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在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的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踏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俱总在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改天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会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去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像，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脚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8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候，怎么收拾？
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我的前半生是个王子，后半生是个乞丐，但是王子和乞丐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其实一直同时存在，只是当下不知道而已。
我路过一场草地的婚礼。白色的帐篷一簇一簇搭在绿色的草坪上，海风习习，明月当空，凤凰木的细叶在夜空里飘落，像落花微微。几百个宾客坐在月光里，乐队正吹着欢娱的小喇叭。一盏小灯下，竖着一张照片——新郎和新娘相拥而立的小照片。好静。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9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谨慎，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太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件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作者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面前：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架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很长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首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到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搞搞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回收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回到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把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龙应台短篇精美散文 篇10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龙应台散文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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