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之忆散文

年画之忆散文

　　年画，当然是过年才贴的画儿。

　　小时候，贴年画是每个农家的大事，哪怕生活再困难，过年的时候，都得买几张年画贴在自家墙上。

　　那五颜六色的画面，对简陋破旧的农家屋子的作用，就像月亮对黑夜所起的作用相似，年画是一个亮点，同时，更是一种庆贺新年和对新年新气象的一个祈盼的形式。

　　我至今还能想起来的家里贴过的年画，最多的是革命样板戏的剧照，比如，《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海港》连环画；有古装的单幅画《柳毅传书》；有《红旗渠》连环画；经久不衰的当然是有鱼有粮的《连年有鱼》。

　　虽然每年都是在一进了腊月就把年画给买回来，却要等到腊月二十八、九才往墙上贴，贴早了，父母怕我们小孩子不听话，总用脏兮兮的手指在画上指指点点地给弄脏了或戳破了。

　　也是，没什么可看的，总算有了个新鲜的画儿，好奇的孩子，我们那些缺乏见识的孩子，怎么能够忍得住呢？

　　自从识字时起，我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每张年画的画面和文字说明都烂熟于心，给不认字的人讲起来，真是完整准确又流畅的。

　　那些上了墙的年画，你也摸他也看的，没几天，因为墙面不平整而出现的凹凸，凹陷处还算干净，而凸起处被摸出来的污渍，在阳光或灯光下反着黑色的亮光，真的不好看了。

　　再加上做饭取暖和吸烟等生出来的烟熏，大多年画都等不到下一年接上新的，就破旧不堪，使得好奇的我们小孩子也终于耗尽了热情。

　　直到旧的去了而来了新的，我们的好奇和兴奋则又被顿时重新唤醒。

　　记得，有一年在我们兄弟姐妹争风吃醋地抢着念年画上的文字说明，不小心就把崭新的年画给扯了一个大口子。父亲说：“要不是大过年的，非每人揍你们一耳光不可。”父亲的严厉我们是知道的，所以，非常感激是年救了我们。

　　过年了吃好的穿新的，该挨揍的都能躲过去，我们真的好希望天天都过年。

　　年画，都是喜庆内容的，比如什么哭丧啊等不吉利的东西是不会入年画的，即便真的有，也不会有人去买回来贴到自己家的墙上。

　　说到买年画，我还一段特别的记忆呢。

　　那是我读高一的那年寒假，跟母亲到县城买年货。东西买的差不多了，母亲在一百商店门口看着一大堆东西，让我去相隔几十米处的新华书店买年画。

　　我像接到圣旨一样，跑进新华书店，就在像旗子一样挂着的年画间，边举头望明月般选，边看中意了的年画上贴的号码。买画时要跟售货员说号码而不能提画的名字，可是，我的眼睛近视，无论怎么眯缝着眼睛使劲儿看，都是雾里看花花非花的结果。

　　身边都是人，只是没有一个我的熟人，没戴近视镜的我，瞪着一双大眼睛的，也不好意思向陌生人询问。

　　转悠了半天，我只有满头是汗地跑回母亲身边。

　　母亲见我空着手，就没好气地问我为什么，我看着冻得直打哆嗦的母亲，懦懦地回答说：“我实在看不清楚画上的标签儿号。”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看着东西，我得赶紧去买，要不，就赶不上人家的方便车了（那时，我家和县城之间不通公共汽车，只能搭乘不容易遇见的方便车。）。”

　　冒着被难得的方便车扔下的危险，都得买到，可见年画在以我们家为代表的农家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了。

　　如今，在快过年的时候，在市面上，仍能找到年画的市场，只是，那些原来的纸质的年画，多被塑料质地的年画所代替。

　　我想，无论是什么质地，年画所蕴含的特别吉祥的意义都不会改变，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年画的样子再怎么变化，她都不会在我们美好的生活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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